（作者／《換日線》張怡婷／讀者投書 ：現就讀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系，曾於德國漢堡大學地理學系交換一年，深深體會到台灣與世界的連結與差異，目前致力於成為一名教孩子台灣與世界的地理老師。 )

上週六晚上可說是台灣的大「囍」之日：是台灣人在自己的城市內，盡地主之誼接待世界的時刻。

然而，在按照國名英文字首開頭，A、B 等數組國家的運動員跟著大旗入場後，緊接著卻是極為尷尬的半個小時──原本應該由各國參賽運動員一一進場的時間，成為空有持旗員進場的「國旗秀」。

這時經由媒體的即時報導，大家才赫然發現，原來從選手集合場地小巨蛋，通往開幕式會場台北田徑場的路徑，遭到反對年金改革的抗議者包圍，動線受阻，造成進場儀式「開天窗」。

我想先講一個故事：

記得英國脫歐公投時，我正在德國漢堡大學交換。就在公投結果出爐後隔天，那個教我們危機處理的英國籍老師，被一頭霧水的德國同學問到：「英國為什麼要脫歐？」

令人意外的是，身為專業危機處理專家的老師，竟然當場在課堂上道歉。她面帶不好意思的表情回應道：「對不起，英國脫歐的決定跟歐盟沒有關係，是我們（英國）內部的階級矛盾與衝突所致。」

當時我不清楚老師道歉的動機，脫歐和年改抗議也不能類比，但此刻我猜想她當時臉上浮現的歉意，和此刻的我是一樣的──那種面對自己深愛的國家，因為內部出現的爭鬥，導致整個國家鬧上國際、成為笑話的心境：

當「國內尺度」的糾紛和衝突，搬上國際檯面時──除非真的是罔顧普世價值如違反人權等重大弊案，否則別人真的不會多說什麼，只是看看笑話罷了。

●面對國際，「尺度」拿捏的重要性

台灣長期處在中國的政治、外交壓力底下，導致我們少有參與國際組織或活動的機會。近幾年的各種巨型活動（Mega event），台灣人也都還在學習如何接待國際人士、與國際組織互動。

在台灣的我們，透過如今大眾媒體所接收到的種種資訊，也大多都以「國內」為單位，這也使得我們常常誤以為，這個世界就是「我腦海中想像的」那麼大。

不得不承認，我們對於「國際」與「國內」尺度的概念，仍甚模糊，甚至可以說經常混淆。

例如，此次因為國內的分配爭議，就至會場前阻擋手無寸鐵、與爭議毫無關聯、只是帶著行李與一顆炙熱的心，前來參加運動會的國際選手，可說是完全搞錯了人也搞錯了場合──這些抗議人士似乎沒搞清楚，今天是「國際場合」，而不是一個人很多的「國內場合」而已。

尺度（Scale），能夠幫助一個人在某種層次、層級之內，定義問題、解決問題，也可以讓人跨越尺度，有系統地尋求更高層次尺度的協助。

例如，一個地方預算上的爭議，理論上在地方自治議會的「尺度」內就能解決，但我們在台灣也時常看見，因為某些群體認為權益遭到漠視，且於地方解決無門，因此「上訴中央」跨尺度地進行抗議；又如加拿大原住民也曾經尋求中國政府的協助，迫使加拿大政府正視國內原住民議題（註）──這樣策略性跨尺度的訴求，當中如何拿捏分寸，嚴格考驗主事者的手腕，和是否有其「正當性」。

尤其，面對所謂的「國際尺度」，動輒影響的可能是整個國家人民的「國際觀感」，不可不慎。但令人意外的，台灣卻鮮少關於何謂「國際尺度」、何謂「國內／地方尺度」問題的討論和分析，這是什麼原因？

●我們，不是世界的中心

今天在世運會的場內，主持人不斷高呼 ＂Let the world see us!＂，這大概是台灣在面對國際尺度的種種議題上，最常擁有也最單一、一致的態度了。彷彿國際間的許多事情，只有「世界看見我們了！」和「世界為何沒看見我們？」的差別。

這種想要在國際間被注目、被發現、被讚揚的心態，固然來自於台灣在國際地位上飽受壓抑的殘酷現實，會不會，卻也一不小心同時造就了我們過於自我中心，甚至目中無人，只想被世界看見的偏狹國際觀？

在這種心態下，「我」彷彿成了世界的中心：「我的反年金改革最重要」、「我們的台灣之光應該讓全世界都知道」、「我的價值，放到全世界都適用」......。

其實在國際的舞台／尺度上，「我」從來不是世界的中心。國內／地方尺度的事情，更不適合用「在國際上大鬧一場」的方式來解決──世界不會因為你的鬧劇而改變，要與世界互動，要明白自己所處場合是在哪個尺度之下，並在該尺度下尋求最適當的方法。

這一場阻止運動員入場的行動，為什麼如今看起來，全台灣絕大多數人不管原本反不反對年金改革，都感覺不妥？

因為這是尺度上的錯置，是台灣「國際感」缺乏的體現，更混淆了地方與國際尺度的界線。

「多虧了」這一群搞不清楚狀況的抗議人士，如今我自覺有責任，向來自國際，每一位參賽選手及其家人道歉：我們的一些同胞，混淆了國內與國際的尺度；安全警力的規模，可能也在國內與國際尺度的標準上判斷失據，導致選手們無法在開幕式主持人介紹其國家名稱時，帶著微笑接受台灣人的熱情歡迎。

幾百幾千名選手，這群難得來到台灣，卻沒有被好好介紹、歡迎的貴賓，我為他們的失禮向你們致歉。

最後，這事件也讓我反思台灣的「世界地理」、或所謂的「國際觀」教育，到底缺乏了什麼？我們從台灣教到中國，再從中亞、西亞、北非、漠南非洲、歐洲、南北美洲、又教回了大洋洲──我們教了世界的知識給學生，他們知道時差怎麼算、能在非洲的氣候分帶圖上填上正確名稱，卻難以教會他們所謂的「尺度感」（the sense of scale）。

誠然，台灣在國際上被嚴重打壓下的參與度，絕對是最不利於國際相關教育的先天條件。然而，我們在如今的社會氣氛下，到底要如何讓學生知道，這個世界不是一個「一直沒看到你的巨人」，而是一群形形色色、充滿多元文化等著你去互動的世界？

只期待有一天，越來越多人能夠逐漸用「與世界互動」的開放心胸，取代「要讓世界看到我」的自我中心，台灣人的「國際感」、「尺度感」能夠進一步擴增──

當我們終有一天，能以進退有據，自由而開放、願意同理他者的心靈，站在國際上與來自各國的人平等互動時，就不會再怕世界沒看到我們了。

註：Montsion, J. M. (2015) Disrupting Canadian sovereignty? The ' First Nations and China ' s strategy revisited. Geoforum, 58, 114-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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