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David Stinson孫維德（台灣金融研訓院特聘外籍研究員；譯者劉維人）

台灣如果想在這波香港移民浪潮中吸引到人才，就得幫助願意來台的人找到在台生活的方法。台灣必須用國際競爭的層次，來思考如何招募外籍人才，更不能放過中國目前把疫情政治化，造成人才出逃的天賜良機。

「香港特區政府應對COVID-19的許多決定與宣布，可以說相當欠缺邏輯和常識；此外也充斥著各種矛盾、欠缺同理心、不理解人類社會的運作模式、脫離當地人員與商業的現實，而且一天到晚分心，把大量心力拿去應對那些看似緊急的瑣事，無法主動規劃真正重要的事情。這些決策完全沒有長期的戰略規劃，沒有緊急應變的能力，也沒有進行清楚的公共溝通，有時候甚至跟它們所持的『科學』理由明顯衝突。」

前述這段話並非來自社運人士，而是香港高等法院法官高浩文（Russell Coleman）在3月30日處理疫苗授權案件時的發言。香港在Omicron入侵之後，採取了一連串非常擾民的荒謬防疫措施，例如禁止了好幾個國際航班，但當地依然有上千名社區感染；或者明知道從2021年以來，遊樂場接觸傳染的能力並不高，依然下令關閉；甚至撲殺了大約2,000隻寵物倉鼠。

更慘的是，香港的醫療照護也做得很糟。醫院裡擠滿無症狀患者，真正需要立即處理的案例無法好好照顧。而且也沒有讓香港人接種夠多疫苗，年長者的接種率更是不足。

會出現這些亂象，原因很明顯都跟政治有關。在香港眼中，對中國開放早已比對國際開放更為重要，而且北京當局強調，即使病例會因此增加，香港也得繼續這麼做。2月7日的《人民日報》刊了一篇文章：〈「動態清零」是香港抗疫的科學選擇〉，但高浩文法官在裁決中表示，「決定政策從清零轉為動態清零的人，根本無法清楚描述那是什麼意思，也顯示了漂亮的口號永遠無法取代實際的策略。」

用腳投票


在這一連串發展之下，大量外國人開始離開香港。根據投資人David Webb整理的資料，從2月之後，香港出境人數減掉入境人數每天都高達數千名。這樣的衝擊可能比2020年的《國安法》還大，畢竟當時許多外籍人士大概都認為該法律不會直接影響到他們。

這股逃難潮已經影響到香港經濟，香港的房租開始下降，二手車開始暴增；而大量湧入新加坡的移民，也讓新加坡出現政治問題，據報導，新加坡的國際學校快要塞滿了。

香港目前的狀況，未來可能會成為其他地方的現實。中國大部分的地方都已經被COVID-19入侵，其中也包括與香港分庭抗禮的金融中心上海。而香港在疫情下爆發的許多其他問題，未來可能也會在中國其他地方重演，而且規模更大。例如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可能會發生利益衝突，這時候政策就會變得難以預測。

因此，除了香港之外，中國其他地方也遲早會湧現一波外國人離境潮，尤其是那些位居要職、有小孩的外國人，很可能會就此離去。這些人過去2年之所以一直撐著不走，是因為知道一旦離開中國就無法再回去，之前在中國的努力可能就會付諸東流。但命比錢重要，目前的局勢讓許多人準備好鐵下了心。

有些外國人可能會轉向台灣，但無論原本是在香港還是中國，來台工作都得做出調整。台灣的法律與監理方式經常是以「白名單」方式列出哪些活動可以進行，而非以「黑名單」的方式指出哪些不能進行，這點與香港、新加坡這些傳統金融中心截然不同。如果台灣想藉此機會，從香港與中國吸引大量移民，就得制定策略讓金融業的特定部門具備足夠吸引力。

留住真正需要的人才


這不能只靠員工，雇主也必須做出改變。一位從香港移民到台灣的前基金經理（他將來可能會回到香港，因此要求匿名）表示：「光是吸引個人的效果不夠，那樣你只能搶到創業家跟自由工作者，搶不到整個產業。」此外他也提到，新加坡與東京的對沖基金都已經在吸引香港的人才。「政治因素可能會讓台灣必須保持低調，也許得透過第三方出面，但還是可以讓香港人知道台灣有這樣的意願。」

目前台灣的生活環境比香港和新加坡都好，但外國的金融人才很難找到工作。另一位曾在香港擔任銀行法規經理的專業人士，來台之後失業了將近一年，最後只好返回香港。台灣的銀行可能是因為企業文化而不喜歡聘用外國人，但有些時候這種企業文化就是它們亟需改變之處。

此外，前述受訪的銀行業人士還認為，台灣的整體人才戰略也有問題。他談到2018年推出的就業金卡計畫，「它所列出的條件非常特殊，都只想找非常資深的專家，但這些人開出的年薪可能高達新台幣1,000萬元。」金融界有很多外國人都願意用更低的薪水來台工作，但台灣的移民政策似乎並沒有將他們納入考量。

此外，語言也是個問題。若要在台灣的銀行工作，通常得說一口流利的中文。如果下一波來台的移民曾經在中國工作，中文的確會更流利，但不一定擁有金融業的正式工作經驗。這些人可能會為台灣的銀行加分，但銀行還是得進一步提高靈活度。

在中國，甚至在香港工作的商人，通常都必須精通中文。此外，很多在國外出生的華裔也都以外國人身分進入中國，而且並不打算一輩子待在那裡。這些人在金融界所做的工作，大都是私募基金跟創業投資，這些領域通常離他們的投資標的比較近。從事相關工作的專家，之前可能都在中國與香港之間來回移動，而現在可能想要前往台灣，但他們需要一條管道。

台灣需要重新思考人才招募戰略


在此同時，標普全球（S&P Global）1月份的報告顯示，香港已經越來越難招募到人才，「2022年已經面臨嚴重的人才短缺」。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在3月下旬也承認「人才流失是不爭的事實，許多企業的高階主管已經離開香港」。

最近幾位英國法官辭職（但前述的高浩文法官目前仍在香港），似乎也預示著香港正在走往這個方向。這些「法律金絲雀」是英國政府在1997年主權移交時正式批准的，目的是用來即時警告香港司法系統的安全性。之前的司法獨立，讓香港的審判具有國際公信力，就連總部設在其他地方的企業，都會在合約中把審判管轄法院訂在香港。但這項優勢如今已成昨日黃花。

當然，許多外籍人士也像本文採訪的人一樣，還不願意完全切斷與香港的聯繫。台灣如果想在這波浪潮中吸引到人才，就得幫助願意來台的人找到在台生活的方法。另外，在中國工作的外籍人士其實比在港工作的人數更多，背景也更豐富，但是在港工作的外籍人士依然能提供有用的經驗。台灣必須用國際競爭的層次，來思考如何招募外籍人才，更不能放過中國目前把疫情政治化，造成人才出逃的天賜良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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