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結束後，中國出現一批菁英色彩的自由化分子，劉曉波等就代表了這樣一個方向；與此同時，體制也開始搭建自己的後備群體，習近平等人是代表。在劉曉波長逝半年之後，習近平登上了權力頂峰。四十年來兩個方向的對峙，似乎已經有了答案。
二○一七年七月十三日，全球廣泛關注下，劉曉波在嚴密隔離中撒手人寰；一八年三月十一日，中國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取消了關於國家主席的任期限制，開啟習近平終身執政之路。
兩個同齡人，一個黯然消逝，一個如日中天；截然不同的命運，折射出過往四十年中國的軌跡。再鮮明不過的對比，顯示出當下中國的現實，也暗示著未來的發展。 中共建政以後，以社會主義改造的名義，系統性地全面摧毀舊的社會力量，在「格式化」的基礎上，將全體社會成員按照極權體制的要求重新編組。以農村的公社制和城市的單位制為依託，體制的力量直達每一個個體，中國社會的自發力量被摧毀殆盡，在文革後更是降到了有史以來的最低。
中共建政以後，以社會主義改造的名義，系統性地全面摧毀舊的社會力量，在「格式化」的基礎上，將全體社會成員按照極權體制的要求重新編組。以農村的公社制和城市的單位制為依託，體制的力量直達每一個個體，中國社會的自發力量被摧毀殆盡，在文革後更是降到了有史以來的最低。
一九八○年代兩個對峙發展方向
此外，為尋找新路，體制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放棄正統的馬列毛意識形態，而為了與文革既存政治勢力抗衡，又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解放思想」。加上對外開放引入的文化元素，這也給自由化觀念的出現帶來了相應的空間。
從社會發展到觀念增量，兩相結合，中國再一次出現了有別於黨國體系的自覺觀念存在，和相對應的社會存在。中國迅速而又集中地形成了一大批具有文化和社會菁英色彩的自由化分子，包括對極權體制徹底反思乃至叛逆，致力於實現自由、民主政治體制的一群人，魏京生、胡平、陳子明、劉曉波……等等，就代表了這樣一個方向。
與此同時，體制也開始搭建自己的後備群體，習近平、王岐山、李克強則是另一個方向的代表。儘管在高度集權的黨國體制下，後備群體註定只能不顯山不露水，但在一九八○年代的混沌歲月中，雙方交往互動尚多，也曾經有過或多或少的個人交集。
〈完整內容請見新新聞16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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