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百百種，趨炎附勢有之，譁眾取寵有之，但也有的面臨冤獄、流亡也要報導事實。逃出敘利亞的卡利爾說：「不做新聞，我這個人就等於不存在，這是註定的、宿命般的東西。」
在無國界記者組織（RSF）2017年的新聞自由榜上，敘利亞在180個受評比國家中，列第177名，幾乎墊底。
今年才過了2/3，已至少3名職業記者和3名公民記者在敘利亞被殺。
卡利爾（Shiyar Khaleal）本來也可能是其中一員，但他做了一個改變一生的決定：逃離敘利亞。
他在敘利亞當了6年記者，期間和幾個國際人權組織合作，於2013年做了一則關於人權的報導，但公布沒多久，他與同事就被安上「恐怖份子」的罪名，鋃鐺入獄。
牢獄亦是地獄，他見過年輕人和女人在他面前受折磨至死，自己也沒少挨虐打，有一次還被迫在電視台攝影機前承認自己有罪。
卡利爾被囚在不見天日的地下室裡，幸得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等團體和民眾聲援，本來20年的刑期縮短到2年3個月。
出獄後，他除了流亡，看不到其他出路，於是動身離開敘利亞，去年3月抵達巴黎記者之家（MDJ），也就是專門安頓流亡記者的機構。
目前，卡利爾一邊學法語，一邊與幾個以敘利亞為主題的網站合作，偶爾寫稿供法國網路媒體採用，同時參與國際團體活動，呼籲敘利亞釋放政治犯。
他的稿子以阿拉伯語寫成，再由朋友幫忙譯成法語。對他來說，眼前唯一的困難就是語言，「我希望學成法語，能在法國媒體工作，這應該不難，我克服過比這更艱辛的障礙」。
事實上，不少流亡記者在法國難以找到媒體工作，只好轉入餐飲或銷售，但卡利爾的目標只有一個，「我生來就是要當記者，沒別的選擇」。
問起新聞對他的意義，他在受訪過程中一直緊繃的臉，一下笑開了。
他從小以記者為志向，讀的也是新聞學院，「我想像不到除了記者還能做什麼，新聞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在巴黎記者之家，卡利爾遇到同胞艾德里斯（Sakher Edris），那又是另一個故事。
艾德里斯一歲的時候，父親和叔叔就因批評政府而入獄，一關就是18年，他成長過程中，也經常受到行政單位刁難。
小時候，他曾疑惑「為什麼只有我沒有爸爸來接我放學」，當時家人告訴他父親在外地工作，直到他年紀稍長，才向他吐實，並帶他去監獄探望父親。
一道鐵欄，把父子相隔3公尺遠，那段距離是他對父親罕有的記憶之一。家人以為父親的遭遇能警惕他不要碰政治，但他反而開始看禁書。
艾德里斯後來出國讀書，決定當個說真話的記者。他寫了一則有關賽德納亞（Sednaya）監獄的報導，那是他父親曾被關押的地方，也是以酷刑聞名的監獄。
身為政治犯之子，艾德里斯理應知道忤逆政府的風險，但他還是選擇新聞這條路，「也許這正是刺激我想當記者的原因」。
他說，那篇報導引起很大迴響，他不能回國，「敘利亞不要我、也不歡迎我」，護照也無法再更新，於是他於2015年向巴黎記者之家求助。
「在敘利亞，新聞是一種罪，言論自由是一種罪，你不能表達自我，甚至不能談起正在發生的事，你只能談政府的成就，但根本沒有成就可言：殺人不是成就、施壓不是成就、貪污也不是成就」。
艾德里斯直言：「這政權把國家當作自家農場，把人民當綿羊、山羊、乳牛，只想從這些牲畜身上榨取奶水和農產，就這樣，（人民）什麼也不能說。」
在童話故事裡，人民看見「國王的新衣」，有口卻難言，只有一個孩子大聲說出真相：國王其實沒有穿衣服。那個孩子，或許有點像極權制度下的記者。
艾德里斯說：「我想要說話，想要追求真相、挖掘事實，想把事情告訴大眾；記者不是警察，但又很像警察，一樣是努力去發現真相，把正義還給民眾。」(中央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