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銀行家】面對這場世紀疫情的衝擊，各國均以前所未有的貨幣政策或財政政策來挽救經濟，甚至許多國家已從開始的紓困轉至籌劃下一階段的振興方案。誰能掌握歷史的命運轉折，就能取得彎道超車的契機。台灣在這波疫情下，所受衝擊相對輕，更應把握轉型契機，讓金融成為推動產業轉型升級的燃料，加速推升台灣邁向新未來。
每次重大事件發生後，往往成為歷史的轉折點。事件帶來危機，但對於能掌握新的趨勢者，也伴隨著彎道超車的機會。雖然目前疫情的發展還不明朗，但許多國家的因應作為已經開始從疫情之初的紓困，開始轉為謀劃下一階段的振興方案。
例如歐盟與韓國等陸續在7月份通過1.8兆歐元與1,300億美元的多年期投資未來計畫，希望藉由環保新政（Green Deal）與數位化轉型，以達到創造就業與經濟成長的目標。
蔡總統在連任就職演說中揭櫫的「六大核心戰略產業」，也是呼應此一新局勢。期待以政府的計畫為火種，帶動整個民間社會進行結構升級與轉型，邁向一個更具競爭力、更有韌性與更永續的社會。
修補現在，準備未來的關鍵時刻
面對疫情的衝擊，各國無不使出渾身解數來因應，不管是貨幣政策或財政政策都是以前所未有的規模來推出。這些錢若沒做妥善的投資運用，為後代累積競爭力資本，將會成為後世沉重的負擔。
因此歐盟推出「修補並準備未來」（Repairand Prepare for the Next Generation）計畫，除了應急的紓困以修補疫情對經濟與社會的損壞外，更有企圖心地提出今後的振興方案。
歐盟振興方案有計畫的投資在環保、數位化與韌性社會，具體項目包括：
一、大規模的投資再生能源、儲能技術、乾淨的氫能、電池、清潔交通、永續食品與智慧循環經濟。
二、投資數位化基礎建設與技能，建立安全可靠可供跨境服務的e-ID系統，以提升競爭力與科技主權。快速建置5G與6G，讓社會更緊密的連結與數位社會的建立。
三、投資在韌性社會的建立，對於未來的公衛事件或天災的挑戰有較佳的準備。
至於韓國的振興方案（Korean New Deal）主要將放在數位化轉型的基礎建設，包括人工智慧、大數據、資訊安全、無接觸服務、整合5G網路，交通號誌物聯網化、智慧城市。其他具體項目包括：
一、成立一個11億美元的「智慧韓國基金」（Smart Korea Fund）以推動數位化。
二、培訓10萬名人工智慧軟體人才。
三、推動7項旗艦計畫將人工智慧整合到提高製造業品質管控、能源效率等項目。
四、完成12,000座智慧工廠。
五、幫助1,300個偏鄉建置高速上網環境，為學校提供數位化基礎建設。另一大主軸則是對全球暖化的回應，包括：再生能源推廣、完成23萬戶節能社會住宅、113萬輛電動車、20萬輛氫能車等。
台灣因為疫情防範得宜，除了疫情爆發之初民生消費急凍外，目前可說是全球少數生活作息正常的國家，因此不用像一些國家還要忙於搶救經濟。但我們絕不可因此而自滿，坐視其他國家藉此疫情的振興方案，大量投資未來，反而取得彎道超車的地位。
因此應積極在5+2產業創新的既有基礎上，加速投資「六大核心戰略產業」，包括強化資訊及數位相關產業、發展可結合5G時代、數位轉型及國家安全的資安產業、接軌全球的生物及醫療科技產業、整合的國防及戰略產業、加速發展綠電及再生能源產業，並建構確保關鍵物資供應的民生及戰備產業。
讀者可發現，不管是歐盟、韓國與我國，對未來關鍵產業的設定有很多相似之處，將來的較量將取決於落實的程度。因此這是一個進行典範轉移的機會（Paradigm shift），藉由這六大計畫打通台灣結構升級的環節。
金融為六大核心產業引擎添加燃料
在發展這些產業的過程中，政府相關預算只是點火的火種，主要還是需要民間企業的共同推動。誠如前商業周刊首席經濟學家Michael Mandel所說：「假如科技是新經濟的引擎，那麼金融就是燃料。」（If technology is the engine for the new economy, finance is the fuel.）這些燃料可能來自銀行貸款（間接金融），也可能是相關公司在資本市場或是發行公司債而來（直接金融）。
不同資金來源扮演不同功能，也各自有其擅長之處。總之一個完善的金融體系就必須合宜的提供這兩種金融服務，不能讓實體經濟缺少燃料動能。
這也是為什麼蔡總統在一場論壇中表示，台灣要發展成為「亞洲企業資金調度中心」以及「亞洲高階資產管理中心」。這兩個中心在某種程度上可說是一體兩面，因為在資金的調度過程中就需設計各種籌資管道與投資商品。而資產管理中心不但需要更為豐富的投資商品，同時也須協助籌資、募資。
因此金管會推出的財富管理新方案，就是要透過法規鬆綁，開放更多金融商品與業務。
並藉由擴大財富管理規模，厚植台灣資本市場。同時放寬國際企業分行OBU之開戶條件，鼓勵更多跨國企業來台投資，用資金為國內產業發展添加動能。
引導資金洪流為成長動能
過去國人因為種種原因，持有大量的外國金融商品。近來各國QE狂印鈔票下，新台幣面臨極大的升值壓力，也就是說這些外幣資產面臨極大的匯損風險。
因此今後若能有多一點的投資，不管是純民間，或是促參投資，都可設計成各項金融商品，應該可減少對國外金融商品的依賴與風險。
目前國發基金雖然相當程度取代了早年中華開發與交通銀行的角色，但政府終究只能擔任營造環境與需要更多早期創投點火的角色，主要的動能燃料還是要來自民間的一般創投基金或企業創投基金、私募股權基金與中小企業開發公司等。
每種基金在企業成長的不同階段，提供不同的協助與服務。在未來台灣新一波新創企業的崛起過程中，扮演重要推手。
建立更為靈活多元的籌資管道
長期以來普遍有一種看法，那就是商業銀行擅長風險控管賺取利差，但不擅長新創產業的扶持；另一理由是新創產業在擴充成長期風險最不確定，銀行是拿存款人的資金再借貸出去，所以需要在能掌控一定的風險下才會貸放。然健全的資本市場，活絡的籌資管道比較容易營造一個較友善的投資環境。
這中間，新創公司不僅從創投公司獲得資金燃料，這些專業創投公司也會在財務管理、生產技術、行銷通路、引介策略夥伴、商機媒合、品牌建立等各方面資源鏈結，提供中小企業充裕且多元化的專業輔導與資源協助。
台灣目前在政府大力推動創新創業風潮下，挹注新創公司種子輪階段的資金活水是有得到幫助。惟近年來上市櫃家數的成長有緩慢跡象，因此如何協助後續往上市櫃階段發展，則是現階段重點。
過去台灣的工業銀行，如交通銀行與中華開發銀行在協助新創產業上扮演重要角色，但因為受到2000年美國科技泡沫的衝擊，以及這兩家銀行的組織重整，使其專業投資機構在目前所屬金控旗下的地位大不如前。
雖然目前16家金控集團旗下都成立創投子公司，但規模都不大，另部分金控旗下之創投子公司，比較傾向服務同集團而非集團外的產業，例如台新金控創投主要投資的是自家在中國的兩家融資租賃公司。
且為加速資金運用效率，促使現金回轉，金控體系下的創投大多以擴充期與成熟期投資案為主，較少著墨在早期階段的新創公司。
至於全體269家創投公司，總實收資本額僅有1,600億元。這與台灣的經濟規模相比，實屬偏低。
銀行與資本市場如何相輔相成
直接金融比較好？還是間接金融？這應該是個錯誤的問題，因為直接金融與間接金融各有其功能與優缺點，每個國家的金融產業中也一定都有這兩種服務，缺一不可。
但兩者之間是否存在最適合的比例？世界銀行曾經有一份報告指出，一般來說普通法系的國家，如英、美等國比較擅長於直接金融（market-based financial systems）；相對的成文法系國家，如德、日等比較擅長間接金融（bank-based financial systems）。但隨著一個國家所得增加後，資本市場的活力、效率與重要性也會攀升。
近來媒體多次談及台灣是以間接金融為主，並且根據中央銀行的統計數字，台灣直接金融的比例只有17%。但筆者認為央行的這個數字只能用來自我比較，看台灣的趨勢變化，不宜貿然拿來跟國際相比。
因為國際上目前也沒有一套公認的統計標準，有的研究以一國直接或間接金融的總量跟其GDP相比，有的則是將直接金融的總量與所有金融的總量相比。
台灣央行採取的是，將直接金融的總量與所有金融的總量相比，但對於如何衡量股票價值則與國外有不同的作法。國外是以市值計算，台灣是以面額計算，因此，若貿然拿去與國際相比說台灣直接金融比例偏低，那也失真。
若台灣也以股市市值當直接金融的分子之一，是否造成虛胖？因此與其執著於直接金融的占比數值，不如好好思考一下我們還有哪一部分比較不足，該如何去補強。
（本文作者為資鼎開發公司協理、台灣金融研訓院院委）探索更多精彩內容，請持續關注《台灣銀行家》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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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作者評論意見並授權刊登，不代表TVBS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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