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之先生鼓勵人寫自傳，俞大維先生卻誓言不寫回憶錄，僅對年輕人訴說他的往事。
究竟該不該寫回憶錄，是見仁見智的問題。
我生於一九一九年，在二十世紀過了八十一年，基本上我的一生以二十世紀為主；然無論社會、政治、經濟、科技及國際局勢均變動快速，可能是有史以來，戰爭最多且規模最大的一個世紀，也是科技進步最突出的一個世紀。
綜觀這些戰爭，幾乎涵蓋整個二十世紀，戰爭直接死傷人數以千萬計，間接的人民死亡或流離則以億計，這是我一生親見親歷。我流過血，在波瀾壯闊、驚濤駭浪的世局裡，在間不容髮的生死之變中倖存下來，人生已邁入第一百個年頭了。
尤其科學空前進步，武器發展足以毀滅全人類；太空科學已將人類送上月球；生命科學的發展，消滅天花、瘟疫、瘧疾、梅毒等；醫藥進步，到了能夠複製牛羊或人類的地步。在二十世紀初葉，我逃過天花一劫；在以後的醫藥進步中，我享受到成果；如今一百歲了，不知老之已至，依然享受著健康的人生。
我三十歲以前生長於農業社會，電力與生活無關，而將終老在工商社會，斷電一日人民即無法正常生活，目睹了從農業社會到工商社會的變遷。
我們二十世紀初年的這一代，是中華民族幾千年來最悲壯慘烈的一代，生離死別的悲劇數以幾千萬計，我為其中之一。但我又何幸而生在這時代，經過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範圍最廣、人類苦難最慘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洗雪了中華民族百年來奇恥大辱，重振了中華民族為世界強權的聲望，我們真是中華民族承先啟後，成就最輝煌的一代，我是其中的一員。
從我出生的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七九年兩岸實質停火為止，是六十年的戰爭歲月；從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七九年的四十二年中，包括對日抗戰、國共內戰及保臺戰役，是我親身參與的戰爭。
抗戰勝利，內戰終止了，應是共享和平盛世，但事實不然，由於科學進步，地球實質縮小為地球村，任何一個民族再不能獨善其身，必須走向世界大同，要看年輕世代菁英的智慧了，我現在是不樂觀的看待。
孟子說，「生，我所欲也，義，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捨生而取義也。」這是我們這一代年輕時候的觀念，所以贏得八年抗日義戰的勝利，上對得起列祖列宗，下無愧後代子孫。整體利益觀念第一，國家至上、民族至上是抗戰年代的思想。
民主政治如果失去整體利益觀念，必為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這是今後年輕世代所應深切思考的，年長一代應為年輕世代打下幸福基礎，但年輕世代的幸福要靠年輕世代的智慧。
中國兩千多年歷史雖是帝王專制，但基本上是讀書人的政治，我青少年時期雖出生於農村，當時絕大多數讀書人仍是走上做官的道路，所謂「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
然而，我總難以忘懷戰場上血流遍地、屍體橫陳、人民流離失所、逃難顛沛的慘象；更無法抹去政權敗亡時社會分崩離析、人民怒撕法幣的記憶。
雪恥圖強是我這一代中國人的共同志業，我們曾經由恥辱到光榮，但初嘗抗戰勝利果實四年後，又陷入失敗的深淵，中國人的苦難並未隨抗戰勝利而結束，至少又延長了三十年。
我逃過飢荒及文化大革命的劫難，但手足分隔五十年才重逢，父母廬墓離鄉六十一年後才能親謁。凡此都是一般人生不尋常的遭遇。
我從權力的高峰到一介平民，個人際遇起伏是巨大的，我在起伏中體察世事人情，所幸心如止水。
歷史真相依附於權力似乎是幾千年來的定則；因此，歷史的真實性有時不免令人懷疑。
縱然現在是言論自由、資訊發達的時代，為依附權力而掩蓋歷史或扭曲歷史，仍屢見不鮮。
權力只能創造當權以後的歷史，卻無權改變過去的歷史。中華民國轟轟烈烈的八年對日抗戰歷史，在大陸幾乎見不到；先總統蔣公在大陸失敗後，保衛了臺澎金馬免受共黨統治，連同他在臺灣的經濟建設、政治民主的成就，隨著蔣氏權力的消退，也被扭曲醜化得面目全非，幾一無是處。
中華民族與中華民國是我基本堅定的立場。我在歷史上固是一無名小卒，但在變動巨大的二十世紀中，確親歷親見若干重要歷史事實，將它發表出來，也許後世歷史家重新檢討海峽兩岸巨變真相，平反扭曲的歷史時，本書或有參考佐證價值。這是我終於提筆寫回憶錄的動機，其內容全是我個人的記憶，有關些微數字錯失在所難免，但大事變遷深信不疑，謹慎無偏。
無論我個人或所處時代，歷經危難而倖存，只能以命運解釋之，但我不是宿命論者，我的一生經歷了生死、榮辱、貧富及權力的巨大波瀾起伏，但我自省應為一個盡責的公職人員。
八年全面抗戰期間，生離死別的悲劇數以千萬計，我為其中之一，我一生僅有的遺憾是父母早逝且未能奔喪，子欲養而親不待是我的最痛。謹以此書紀念兩千餘萬為抗戰而犧牲的無名英烈在天之靈，致哀！致敬！並思念我的父母，勗勉我的子孫後代，乃仿陸游詩作：
保臺反獨絕非空，但悲不見中華同；兩岸和平統一日，家祭毋忘告乃翁。
※本文由《天下文化》授權提供，節錄自：【郝柏村回憶錄】一書，未經同意禁止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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