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再審而改判無罪的案件，台灣相對國際可說是非常少，根據司法院數據，近10年來高等法院再審率僅僅0.58%，其中101年的更只有0.29%，除了威權時代的時空背景因素外，最大癥結點就是台灣的制度結構問題。因為一旦裁定再審的法官，就得完成最後判決，等於增加自己額外工作量；另外，裁定再審等於推翻學長等前人的判決，同儕壓力在司法界是一大忌諱，法官難以擺脫道德風險。
韓劇中檢察官被控殺人入獄，自己想辦法洗刷冤屈，在台灣的司法界，冤獄恐怕不是這麼容易被判定。
16年前發生在內湖的女子裸屍命案，最高法院判決男友呂介閔13年確定，原因是測謊以及死者身上咬痕，與呂介閔齒列達99%吻合度，因此判刑13年，但就在呂介閔服刑4年時，高檢署檢聲請再審。
因為他們發現咬痕上的唾液DNA比對不符，最後法院改判無罪，因為咬痕根本沒有科學證據機率可言。
基隆地檢署檢察長陳宏達：「咬痕咬到皮膚之後，因為皮膚畢竟不是平整的，而且他是有彈性的，另外因為皮膚也隨著時間累積，也會產生變化如果是活體的話，甚至也會有癒合情況，再來就是我們採證的拍照，這方面也不是絕對精準。」
他就是當年呂案關鍵人物，時任高檢署檢察官陳宏達，他觀察呂介閔是上進年輕人，應該不至於犯下殘忍凶殺案，更重要的是不該完全被科學證據蒙蔽，畢竟還有「偽科學」經驗更重要！
基隆地檢署檢察長陳宏達：「我最大感受就是說，這個受刑人真的很悲慘，不只是平白被關的這4年，長期的折磨對他來講，人權是一個很大侵害，即使說法院的威信我們應該維持，但不應該建立在一個錯誤的基礎上。」
但像呂介閔或被關了近10年的林金貴，能夠翻案的受刑人並不多，法院的威信成了冤獄案沉重的大石，德國每年約有2千件裁定再審，美國每年被判冤獄案約有22件，至於台灣我們拿101年高等法院數據來看，申請數量1379件，但開始再審僅僅4件，再審率只有0.29%，10年平均也只有0.58%，問題到底在哪？
司改國是會議委員尤伯祥律師：「法官工作量都很繁重也非常巨大，裁定開始再審一個案件，就等於增加自己的工作量，(法官會認為)你是嫌工做不夠多，所以要給自己再增加工作嗎？」
例如蘇建和案就是一例，最後無罪定讞，等於打了前人耳光法官道德風險高
司改會執行長高榮志：「蘇建和是一個很大案子，那個法官開啟再審後，在法院裡面待不下去，因為同儕對他的這種無形壓力有形的，後來他就辭職了因為辦了這個案子，他開啟了再審後他根本做不下去。」
其實國內司法改革已經啟動，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過去有「確實新事證」才啟動重審，但修法後只要有「新科學方法」，或「新調查方法」足以合理推翻過去判決，就可以啟動，再審門檻降低，不過專家認為，真正問題在於法官道德風險。
司改國是會議委員尤伯祥律師：「有必要在目前法院跟檢察體系以外，另外設立一個獨立公正機制，由這個機制來決定一個案件，是不是應該開始再審，比較能夠避免我剛所講的道德風險。」
司改會執行長高榮志：「你如果不信任司法體制你就設在外面，外面開啟了之後再丟回來司法體系裏面，自己再來審理那這個你也可以講說，其實這個也沒有違反司法獨立的精神。」
除了獨立機制的建立外，法官經驗判斷以及培訓，都應該更貼近社會事實，人權保障與法院威信成了兩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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