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政爭衍生出來的竊聽風雲，讓社會大眾開始注意到司法單位監聽的合法性，有國會助理串聯組成監聽受害者聯盟，控告檢察總長黃世銘以及特偵組檢察官濫權監聽，求償2億元，賠償所得則要捐做公益，也有學者表示，台灣人口是德國1/3多，但是1年開出的監聽票卻是德國的4倍，建議設置專責法官，審核監聽票核發的正當性。
立法委員：「特偵組、違法濫權！」
大聲抗議，全是為了九月政爭，衍生出來的竊聽風雲，來到立委辦公室，助理忙著接聽電話，卻沒想到關說案爆發後，平凡無奇的舉動，做起來竟然有點毛毛的。國會助理江肇國：「常常有選民打電話進來，總是擔心說，你們電話會不會被錄音，我們打包票說不會被錄音的時候，沒想到連我們，也是不知不覺中，被人家監聽著。」
擔任國會助理替選民服務，天經地義，如今擔心遭到竊聽，反而綁手綁腳，於是國會助理串聯，組成監聽受害者聯盟，厚厚一疊連署書，要向法院提告，求償2億元，賠償所得捐作公益。國會助理江肇國：「檢察總長黃世銘做為我們的被告，另外特偵組檢察官，包括張進豐、林豐文、楊榮宗這些檢察官，也都是在被告名單裡面。」
把矛頭對準特偵組，但其實，根據司法院統計，通訊保障監察法修正後，民國96年到今年8月底，各級法院一共受理17萬7千件監聽聲請案，核准監聽的電話將近50萬支，不過，當中有2500件沒通知監聽人，而法院依法查核的次數，更只有208次。監聽受害者聯盟發言人林珮菁：「通訊保障監察法的條文非常的少，才20多條，甚至於我們看施行細則，條文也沒有超過50條，但是你看看，刑事訴訟法是厚厚的，400多條，所以我們覺得，是不是這個條文的範圍，過度於潦草、簡略。」
法律規範不完善，可以修法，但讓學者擔心的，是檢察官和法官，對於監聽票的核發過於輕率。東吳大學法律系教授胡博硯：「我們人口數只有德國的1/3多，可是我們監聽票開發的數量，卻是人家的4倍，這會不會有太過浮濫的問題，再加上法院的審查，會不會太過隨便？我們其實一直都沒有設專責法官去做審查這件事情。」
民眾：「(監聽)私人的東西的話，當然會覺得權益受損，這是有必要去管制。」
民眾：「如果修了法，但是檢察官跟法官卻沒有去遵守這部分，修法其實沒太多意義。」
藉著關說案爆發，台灣長期以來的監聽亂象，都攤在陽光底下，老百姓人人自危，就看風暴散去，政府如何著手維護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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