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顯辰：「台灣心台灣情，等您來放送，歡迎你繼續收看台灣放送的節目。我們今天是邀到在美國一位很有代表性、很傑出、對台灣特別關心也有貢獻的一個台灣人，他是王桂榮王先生。我們剛才有介紹他的經歷，他是這個FAPRA這個很重要的機構，這個台灣人公共事務這個協會的創辦人，也是這個台美基金會的創辦人，對台灣很多事情也很關心，雖然他主要的事業是在美國。王先生，我們剛才說到你以前這個生活的經驗，從日本人、中國人到台灣人認同的這個分別。好像你是台北人，你是出生於太平町，那裡就是延平北路那一帶就是了。其實228事件也是整個社會、政治的問題，不過它真正的爆發點就是在延平北路那一帶就對了，就是在太平町那裡。好像你也是賣菸的，所以那個事件爆發，你好像有現場看到就對了？」
王桂榮：「那一年的27日傍晚，1947年的27日傍晚，因為那個時候為什麼大家會在那裡？那裡是批發商，批發的，不是小販部，早上是小攤販，晚上大家在那裡，一些批發商都在那裡。這些批發商早上利用...我學生時代，我那個時候還在讀書，所以利用禮拜日去基隆還是淡水，跟走私的買一些那個整條、整條香菸，晚上拿來在那裡賣，主要是那個時候沒有路燈，只有那裡有電燈，所以大家都聚在那裡。那一晚，2月27日傍晚，大家在那裡賣香菸，差不多晚上8點，忽然間那個公賣局...。」
邱：「我先插一句為什麼那個時候都要用走私的呢？」
王：「那個時候沒有香菸啊，都沒有香菸，只有公賣局的而已，很多物質都沒有就對了。那個時候沒什麼物質，差不多所有的物質都要走私進來，都是走私的，那時候走私是大家沒辦法就對了。我跟你說，不是只有走私，以前你蕃薯譬如說從鄉下拿來都市賣，也算是走私，也是走私，都沒課到稅金就對了，所以不走私大家的生活沒辦法，被逼的。那個時候有些人會去香港，比較厲害，人家就會說那一個人怎麼那麼厲害？那個時候你如果走私賺錢就是最厲害的了，所以台北市內委託行都是走私貨，所以那個時候、那種社會的環境，那個時候生活的情形走私是沒辦法的事情就對了，大家那個時候覺得是當然的，時代不一樣了。」
邱：「所以我們再回頭說，所以那時候大家都在走私，所以你有公賣局有出來調查這個私菸就對了？」
王：「對，公賣局在調查，像那些警察拿去之後又再賣，出來抓完之後再賣出來，你再賣他再抓你，抓去...那些菸在那裡賣來賣去，所以這樣很無理喔，講起來是很無理，以前公務員也很可憐，沒什麼薪水，要這樣，他們也要靠這個、靠這個來取締老百姓再賣出去這樣子維持生活。」
邱：「所以你看到兩種社會的衝突就對了？其實它是一個單一的事件，不過它的背後是兩種社會很大的不一樣的地方？」
王：「因為台灣過去受荷蘭、受西班牙、受日本或者認為說中國的文化也有，我們還有山地文化，我們說有唐山公沒有唐山婆，但是現在台灣有很多從大陸來的，但是他們那個羅漢腳來的，來這裡娶老婆，都娶到那個女人都是原住民，所以我們實在，台灣人是好幾種的MIX、混合...我們已經不是純民、純漢人，沒有純漢人，所以跟中國來的這些整體社會很多地方是不一樣的。還有我們受的文化、教育都不一樣，所以自然當中發生了很大的差別在那裡，所以文化差異主要是發生228事件一個重要那個文化的衝突，就是我的看法是這樣。」
邱：「說到228事件之後，你在台灣，後來你的事業算是很順利就對了，不過後來怎麼會想到離開台灣去美國？」
王：「主要是國民黨的恐共教育，我們對國民黨，老實說那個時候他們給我們差不多用戒嚴令，大家就不敢說228事件發生時殺死了很多人，大家也不敢說，但是久了也習慣了。但是時常在想共匪怎麼壞、怎麼壞，他們就是被共匪趕出來的嘛，所以我們就聽到說現在要退出聯合國，共匪要來了，所以1971年退出聯合國之後，退出聯合國想說糟了，社會氣氛很惶恐就對了。國民黨我們不滿意，現在比那個還差的來了，不快點跑不行了，那個時候大家會這麼想。還有一個我們，但是我那個時候生意做得不錯，主要是以前一個經濟部長叫李國鼎，李國鼎。李國鼎先生這個人很厲害，他幫我們開了一個南美貿易會、座談會，鼓勵我們以後要靠你們這些貿易商，要用經濟救台灣、用經濟來救台灣，鼓勵我們大家出去。本來就很惶恐，加上他的鼓勵，好吧，還有以前我太太因為孩子在學校讀書好像在塞鴨子一樣，一直...那種的他也...所以對台灣的教育也不是很，也沒有，因為我太太在美國學校讀書，她就說怎麼兩種制度不同？對不對，她也很不滿，所以就說好吧，那就走吧，所以有一種惶恐的心情，另外也有下一代的教育問題，所以跑到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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