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 名：《杜拉克談領導未來》 出 版：知識流 現代管理學之父彼得．杜拉克在2005年編著的新書《杜拉克談領導未來》中，預言未來十年全世界的四大趨勢：21世紀是社會福利事業的世紀、全球化管理挑戰亞洲新興國家、新管理風潮強調貫徹誠實和信任、世界經濟焦點在金磚四國的三巨頭 。以下是本書中杜拉克的部分精采專訪內容： 未來成功經理人要仰賴企業培植計畫 帕謝克：對於管理人才的需求量，在一個組織的社會�是很大的。全世界管理研發計畫，普遍是用來挑選並培養有管理潛力的人的工具，這些工具都用了大量儀器去篩選及培養有潛力的人才。然而我們是否將這些工具變得越來越複雜了？ 杜拉克：我們已經學到，組織必須自己有計畫地去培養未來的經理人，大家不能期待剛好會碰到天生的經理人，或是在組織�的人自然就學會如何成為一個經理人。 第一個管理人才培植計畫，是出自於一八九八年西門子（Georg von Simens）。他是德意志銀行的創辦人，也是西門子公司創辦人偉納（Werner von Simens）的堂兄弟。在偉納死後，由他那些能力不足的兒子們領導這家企業，營運狀況一落千丈，後來由西門子接管，建立了第一套專業的管理制度和管理人才培植計畫。 他採取分權的方式，設置足夠的職位，以測試員工的管理能力。早在美國摩根（J. P. Morgan）照著這個方式來做之前，他們就已經開始這樣做了。這個計畫的基礎，是在企業�設立足夠的領導職位，如總工程師，來測試員工是否已具備領導業務的能力，未來的高階經理人就被安排到這個測試的職位上去。
另一位德國人巴林，是大型海運公司赫伯（Hapag）和羅特的創辦人，他幾乎和西門子同時採用類似的培植發展計畫。西門子和巴林兩人所專注的並不在於專業能力，而是一個關鍵性的問題：我能夠信任這個人嗎？只要他們決定把某個人擺到一個高階的位置上時，就不能再控制他，因此必須信任他。此外，巴林是當時德皇威廉二世的好友，有一天威廉二世召見巴林來，想徵詢他的意見，就問巴林：「當我想要授予某個人一個重要職務時，什麼是我必須注意的事項當中最重要的？」。巴林回答：「您能信任這個人嗎？您願意讓您的兒子為他工作嗎？」
不管是以前還是現在，這都是關鍵！舉例來說，今天有一家大型的多國企業集團：百分之四十的業務在美國，百分之四十在歐洲，還有百分之二十在世界其他地方。他們需要許多的經理人在俄羅斯、愛沙尼亞（Estland）、中國、泰國等各地領導業務。每兩個月高階經理人就會有三天的時間來我這裡，一同針對管理人事的問題進行討論，最後關鍵性的問題總是：我可以信任他所表現出來的外在形象嗎？他會散播不好的消息嗎？如果營運不順利，他會造假並美化帳冊嗎？而最後通牒式的問題總是：他如果來告訴我，最好的選擇是，要不就把他解聘，要不就關掉這家分公司時，我能夠相信他是以企業的利益在領導業務嗎？
我們很少能直接用「是」來回答這些問題，但問題還不只這些，另外還有一點也很重要。例如有一個很有才能的瑞典人，他將瑞典的子公司經營得有聲有色，成為斯堪地那維亞市場的龍頭。他是一流的行銷經理人，三十九或四十歲，若是倫敦的總部在物色一位高階行銷人員的時候，他們是否應該將這個人從斯德哥爾摩調到倫敦去呢？有可能他根本不想去，因為他的太太正要在瑞典開展她的前途。但是我們假設他願意去，他們就必須冒著讓獲利這麼好的瑞典子公司走下坡的風險。除此之外，還不知道他的新環境能否接納他；他的整個職業生涯是從瑞典開始，到了倫敦還能適應嗎？
您認定有越來越多不可能的管理職務，且借用十九世紀新英格蘭航海用語「製造寡婦的元兇」（Widow makers）來比喻。這句航海用語本來是用來標榜要設計不會沉的船，但這些船卻都毫無理由地沉船了，人們也就因此馬上停止使用這種船。您和本書的其他作者擔心，在管理的領域裡有越來越多的「製造寡婦的元兇」，原因之一是許多經理人過度的好勝心，另外管理組織制度上的錯誤，也是可能的原因。但是真正的原因到底在哪裡？
有兩個主要的原因，一個是來自股市無情的壓力，要不斷追求營業額及獲利的成長，對資深經理人而言，這是一個非常沉重的負擔。不只在美國，在全世界都一樣，這種每三個月就要報告獲利及營業額成長狀況的巨大壓力，迫使管理階層變得非常短視近利。
第二個使人腐敗的壓力是，在評估一項決策時，在意的並不是這項決策是否正確，而是報章媒體會怎麼來評論這項決策。把公共關係看得比公司營運還要重要，這是非常危險的。當然特別是大集團比較會這樣。
卸任的德國總統勞（Rau）在他卸任的演說中，呼籲大家要考量從經濟優先回歸到政治優先。這聽起來很像是一位步入老年的社會民主主義者求救的呼聲。我自問，政治上的優先考量如何能沒有政治上的觀念？我們現今及未來政治上的榜樣在哪�呢？
在全世界陷入經濟危機時，例如目前在主要的工業地區有很高的失業率，這種時機是經濟上的考量優先，而不是政治上的。當全世界景氣復甦時，誰還能說政治上的考量不優先？
回顧一百年前：西方世界最大的知識力量是社會民主政黨，參與其中的都是優秀的人才；像一九○年前後德國社會民主黨，或者像一九二○年的英國社會民主黨一樣，聚集那麼多優秀的政治家，這樣的情況是很罕見的。今天優秀的政治家在哪�呢？有聰明才智的人都沉睡了，這是令人可怕的。說沉睡聽起來好像太過份了，也許說西方左派的知識分子都陷入昏迷了會比較正確。德國社會民主黨自威瑪憲法時期以來可曾有什麼新的想法嗎？可以確定的是，美國民主黨從杜魯門，法國從克里孟梭之後就沒有了。現今那些所謂的自由主義者能提出什麼看法呢？他們肯定都是中規中矩的人，但他們主要的想法卻還一直停留在二○和三○年代。
我這麼說並不是在批評他們，我也是其中的一個，但事實就是這樣。所以問題就變成：政治上的榜樣從何而來？人們不能將社會，或者更確切地說，由政治自由的人民所組成的社會，不能單只建立在資訊技術的基礎上，這個基礎太脆弱了。
一個社會需要基本的價值觀、基本的信念，而這些都不存在了。十九世紀是一個充滿政治思潮的世紀，或許我們都因此變得挑剔了。在那之前主要是官僚體系的權限主導社會幾百年之久，而且想法都由宗教、科學和哲學衍生出來的。今天就是沒有像倍倍爾（Bebel）、考茨基（Kautsky）或瓦塞爾曼（Wassermann）那樣的人才；雖然不容易，但是我們必須接受這樣的事實。
我試著在這個關聯性上以俾斯麥引用過的一句話解釋，亞里斯多得說：「政治是一種形式的表演。」但是今天這場表演缺少偉大的思想彼此間的撞擊，它缺少戲劇性、缺少表演藝術。要發展出對布希先生（Bush）或是對凱利先生（Kerry）的熱情，或是您們在德國對施若德（Schroder）先生和他的同僚的熱情，實在是一件很困難的事。他們至多只是才能中等的人，就像人們到處可見的個別代理人和會計人員一樣。最令人生厭的莫過於布萊爾先生（Blair）了，他是一個非常循規蹈矩、但卻沒有能力的人。或許這就是我們現今所需要的人吧；也或許我們正處於一個歷時約兩百五十年的政治世代末期，需要有能力勝任每天領導工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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