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拯救最多生命的藥物，不能不提到抗生素。在抗生素被發現之前，任何感染都可能致命；生產、手術、戰爭更經常因感染而與死亡畫上等號。於是在 18~19 世紀的歐洲與美國，醫院常被稱為「死亡之地」（House of Death），戰地醫院更被形容為「死亡工廠」（death mills）。在那個沒有抗生素的時代，醫院往往不是拯救病人的地方，而是生命的終點站。直到抗生素問世，現代醫學才真正得以向前邁進。
西元1928 年盤尼西林問世，在科學家與製藥產業的努力下終於實現量產，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大放異彩，拯救了無數傷兵的生命。盤尼西林療效驚人，戰後仍持續被大量使用，人類一度以為可以戰勝感染症。但是生命會找出路，抗生素用得越多，細菌越容易突變出抗藥性。人類不斷研發新抗生素來對抗抗藥性，細菌也持續演化、變得更頑強。於是，人類與細菌之間持續近百年的漫長而激烈的軍備競賽，自二十世紀中期便正式拉開序幕，直到今日。
抗藥性被稱為「沈默殺手」，因為它不像新冠病毒那樣來勢洶洶，也沒有每日可見的確診與死亡數據。相反地，抗藥菌（或稱超級細菌）悄悄潛伏在醫院與診所中，寄居於體弱的老人、孩童與病患身上；等到人們生病、手術或需要治療時，它才突然現身。當感染症缺乏有效抗生素時，我們彷彿回到了 18 、19 世紀沒有抗生素的年代，手術雖然成功，但病人卻因超級細菌感染，抗生素治療無效而反覆住院；癌友因超級細菌感染無法進行後續治療，只能任由癌症侵蝕；洗腎患者狀況穩定，卻仍可能因超級細菌感染而去世。這些情況如今仍層出不窮，但大多發生在醫院裡，不為大眾所知。也因此，即使 WHO 估計全球每三分鐘就有一名孩童死於多重抗藥性微生物，每年造成全球至少 127 萬人死亡，並預測全球相關經濟衝擊在 2050 年高達 32 兆台幣；即使 WHO 早在 2014 年就已發出明確警告，多數國人對於抗藥性仍然十分陌生。
TVBS資深醫藥記者蔣志偉專訪國家衛生研究院副研究員郭書辰，他表示面對日益嚴峻的抗藥性危機，政府、學界與醫界早已在努力。政府投入資源，推動跨部會計畫，從抗藥性監測、感染管制到新藥研發補助，試圖在國家層級建立防線。學界則持續進行監測與研究，從基因層面了解細菌如何突變、如何傳播，知己知彼；然而細菌演化的速度始終快過人類，新藥問世的步伐遠遠追不上抗藥性的擴散。
國家衛生研究院「台灣微生物抗藥性監測計畫」長期追蹤國內抗藥性趨勢，資料顯示抗藥性鮑氏不動桿菌、腸球菌及金黃色葡萄球菌等的抗藥率皆長期居高不下。其中，抗藥不動桿菌（CRAB）比率從 2002 年的 4% 在二十年間一路攀升，到了 2024 年已高達 70%。在 2022 年幾乎未見蹤跡的抗藥腸球菌（VRE），到了 2024 年已上升至 50%，而抗藥金黃色葡萄球菌（MRSA）則長期維持在約 50–60% 的高位。這些數據清楚告訴我們台灣抗藥性問題的嚴峻程度。
醫界同樣肩負沉重責任。臨床上必須謹慎、適當地使用抗生素，因為每一次不必要的使用，都可能加速抗藥菌的出現。同時，醫療體系也透過感染管制措施，盡力阻斷細菌在院內的傳播，包括手衛生、環境清潔、隔離措施、手術與侵入性處置的無菌作業等。這些繁瑣的程序，都是在替全體社會爭取時間、守住最後的防線。
民眾同樣可以加入與抗藥性的對抗，讓抗藥細菌遠離自己與家人。日常生活中，遵守「四不一要」：
不 主動要求醫師開立抗生素
不 自行購買抗生素來吃
不 服用他人剩下的抗生素
不 任意停藥或減少劑量
看似簡單的五件事，其實都是保護自己跟家人的重要關鍵。
抗藥性不是某一家醫院、某一位醫師或某一個國家的問題，而是全人類共同面對的挑戰。細菌會持續演化，但人類也並非束手無策；只要政府、學界、醫界與民眾彼此配合，各司其職，我們仍能延緩抗藥性的蔓延，替下一代爭取更多可以使用抗生素的時間。抗藥性不是無法戰勝的威脅，但需要你我一起正視、一起行動，才能守住這條對抗感染的最後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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