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步一腳印】救救淡水河！　報社帶頭推動整治

今天，余範英要跟幾個朋友去遊河，她曾經是知名報社的重要角色，但今天她不採訪也不工作，腳步輕鬆踏上船，下午要靠近淡水河，她想起小時候。</p>

余紀忠文教基金會董事長余範英：「你這邊可以看到大理街這條小街，那大理街那時候是，台糖公司跟鐵路局的很多宿舍，那我的好朋友是糖廠的子女，那我們那時候騎腳踏車，要找個地方去念書，那我們就找到這個淡水河旁邊，淡水河旁邊那時候有些地瓜田，那麼淡水河旁邊還有一小叢一小叢的花田，那麼淡水河旁邊還有竹林。」

那時候的台北城邊人與河很親近，報社老闆的女兒清楚記得，自己小學時最快樂的這段時光。余範英：「非常的漂亮，那個水很清，我們坐在那個，坐在那個，選了比較大的石頭，我們就坐在那石頭上，脫了鞋子，我們就坐在那兒一面背書，一面彼此問答。」

不過當她長大、留學回國，到爸爸的報社上班，低頭一看，辦公室旁邊的淡水河，早已是又臭又髒的大水溝。余範英：「報社也在淡水河旁邊，那我們的同仁都覺得，是不是可以來講的話，我們就是鼓吹一下那整治淡水河。」

當年辦報紙戒慎恐懼，已經不賺錢了，又怕惹到政府。余範英：「最先是被我父親澆了冷水，因為這個他覺得我們不自量力，我們怎麼可能做這樣的事，那當時我想是還是同仁們跟他講，我們至少可以做所有的報導，那我們可以做調查，看看台灣的河流現在是一個什麼狀況。」

當時的淡水河狀況真夠糟，污水下水道工程始終紙上談兵，民國69年，才有一個迪化污水處理廠，再怎麼運轉也難稀釋，周圍500萬居民每天製造的廢水，民國80年北市工務局調查，全長158公里的淡水河，有將近一半70多公里的流域，溶氧量等於零，魚蝦都無法存活。

時報文教基金會河川工作小組成員歐陽嶠暉教授：「台灣的下水道，尤其是台北市，大概從民國64年開始做，但是進度很慢，因為主要是經費的一個原因。」

沒有污水下水道的台北城，當時根本是把淡水河當成廢水溝，留日的歐陽教授想起來，還是很心痛，髒到魚都會翻白肚的河水，下游惡臭、上游新店溪水土保持不佳，從上到下看來都快沒藥救。

時報文教基金會河川工作小組成員於幼華教授：「我們這代人，不容許在我們的手上，把這樣一條美麗的河川斷送。」

民國72年的台灣，政治已經悄悄跑在其他領域之前。於幼華：「當時有政治人物，想要把某所大學分部，建置在水源保護區裡面，那我們當時就透過消費者基金會的一個環境委員會，來反對這件事情。」

最後是當時的總統蔣經國先生，聽見了媒體與輿論的聲音，阻止翡翠水庫附近蓋學校，也保全了新店溪上游的水源潔淨，這群搖筆桿的記者，初次體會到，媒體真的可以有點影響力。

余範英：「等到做過調查、做過報導以後，我父親就已經跟我們在一起了，他挺支持我們的，他挺支持我們做這個事，但是他也有一點看好戲的樣子，看你們能做多久，你們這些愛說大話的年輕人。」

媒體能做的，不只是口水，還有溝通，這群記者知道，只有不斷地遊說推廣，才能整合知識與行動，讓讀者覺得，小百姓我，也可以為保護水源做點事。

余範英：「70年代底的時候，那時候大概是要2億8千萬，需要2億8千萬，可是台北市政府每年可以撥的預算，大概是4百萬的樣子，那我們那時候我們，就做了一個種樹救水源的計畫，結果有50萬人次自動自發的來捐款，我們募得了1億5千萬，大概是4百公頃的地的上面，那我們種下了大概2百多萬棵的樹，從小樹苗到後來，後來大家還上山，去再看看當年種樹的環境，看到(樹)都已經比一人高了。」

整治淡水河的第一個里程碑，讓人難忘，從淡水河開始到全台灣的河川，從地方記者到文史工作者，台灣大小河流旁邊，逐漸動了起來。時報文教基金會河川工作小組成員：「牠會不會是水蛇？水蛇會不會毒？水蛇沒毒啊，可是我們台灣的水蛇沒毒，有的地方的水蛇有喔，在那個馬來西亞那個水蛇，海蛇啦，海蛇很毒喔！」

余範英：「也不知道為什麼，大概是因為交朋友的關係，全島去交了很多朋友，這些朋友我們不認為他們是環保流氓，我們認為他們真的是愛鄉愛土，然後我們也交了些老師朋友，那這些老師的朋友，他們有理想、他們有專業。」

種樹運動的小成功後，整治淡水河這無利可圖的大計畫，卻面臨了一連串挫折瓶頸，政治風起雲湧的年代，河川再造這種冷到極點的題目，就連多一篇報導自家編輯都不買帳。余範英：「我想我也利用了一點，我是余小姐(報社老闆女兒)的特權在這裡面，我常常向我們編輯部的同仁，去賣我們這個研討會的一些的結論，或者是希望他們多報導一點。」

到底誰在看這些報導？誰又看懂了？政治人物不懂，至少希望年輕人了解。於幼華：「讓年輕的朋友都感覺到一條河川，不是不能復育，是可以復育的，是幾屆的政治人物都要有這個存心。」

不能直接賺選票的事沒人愛管，8、9年前的一天，快退休的歐陽嶠暉，抱著一堆沒實現的企劃書，傷心地來到余範英的辦公室，河川工作小組已經工作10年多，污水下水道還是只出現在公文紙上，淡水河主流域依然又髒又臭。

歐陽嶠暉：「那我們下水道的普及率，大概都排名在50幾名，是開發中的國家最後一名。」

很少人看見的下水道，卻是國家進步的指標，公部門的怠惰、緩慢，傷了老教授的心，也傷了淡水河的元氣。

余範英：「在高鐵的BOT之後，有很多人推動污水下水道的BOT，跟原來政府既定政策來講的話，這個稅收的項目裡面，政府要推動的BOT方案，是有所差別的，所以歐陽老師是挫折的，我覺得當時內政部營建署，有很多內政部的同仁，也是相當的挫折，所以這個過程，是我很難忘的一個過程。」

BOT真的不能包山包海，財源上一出問題就做不成，下水道需要穩定經費，不能再等，要讓政府單位了解，需要不斷地遊說，報社大小姐也要放下身段去求人。

余範英：「很多立法委員很多的話，我們一個個要找、一個個要求，很多(政府)部門洩氣的話，我們要給他們打氣，那麼很多這個，很多這個已經在政治氛圍�面受傷的朋友，我們還要把他們拉出來，如果不拉出來的話，他們也不會說話、也不想說話了。」

政府版本的整治計畫，還包括採取「大系統整治」，用一個大污水處理廠取代幾個小廠，雖然可能經費比較節省，但只要雷擊淹水跳電任何因素，讓管線中任何一個抽水機故障，每天1百萬噸廢水，又會直入淡水河，因此河川工作小組大力反對。時報文教基金會河川工作小組成員：「每天都是無力，也是每天都有希望。」

時報文教基金會河川工作小組成員：「迪化污水處理廠，這是污水處理廠喔。」

10年間，行政院長與環保署長都各換了5個，學者們連署聲明反對大系統整治，總算推翻了環保署建議，保住迪化污水處理廠又增加內湖廠，因為2任台北民選市長的承諾，民國90年代台北市的污水下水道，普及率終於到達80%，河水不再臭，動物植物都開始回來了。

時報文教基金會河川工作小組成員：「亞洲最北邊的紅樹林，亞洲最北的，對淡水，那邊就是基隆河了，對，大佳公園就從這邊過去，對對對。」

這是現在的淡水河，雖然還是沒辦法像小時候那樣，清澈到風吹來都那麼清爽，但也已足夠讓這一代的孩子，在河邊留下美好的回憶。

時報文教基金會河川工作小組成員：「蒼鷺這是蒼鷺，對，也不是夜鷺，不是夜鷺，夜鷺比較小，也沒那麼長。」

有幾個信念，能讓許多人一起努力，20年不放棄終於成事，台灣又有幾條河川，能像淡水河一樣，幸運地逐漸恢復往日的美麗清澈。

余範英：「而且(天災的)災害一次比一次大，當然在災害的當中，我有時候很挫折、也很心痛，我們碰到我們的環保朋友，或者我們的原住民朋友受傷害的時候，我們心裡是很難過的，而且我們覺得我們又沒有做到什麼事情。」

其實已經做到了不少事情，只是眼前還有更多事情要做，也希望政治人物們，不要選完就忘了選前的承諾，當年的熱血年輕人現在都白了頭髮，曾一起為共同的目標奮鬥20年，也需要全台灣的人一起繼續努力，疼愛你身邊的那一條河。</p>

◎畫面：余紀忠文教基金會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