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究竟還是一種「不確定性」，若無法面對「不確定性」，大多數人內心多半難以忍受，所以許多人拼命從外在的世界找尋自己的安全感。因為不確定最容易衍生出恐懼，恐懼會讓人更需要安全感。特別是台灣中南部正面對半世紀以來最嚴重的旱災或透過COVID-19 疫情，人心惶惶的恐懼心，我們見到世界上因為恐懼，群眾因而過度採買，造成物資短缺，因為疫病而產生「獵巫」的社會風氣，這與歷史上所見的巫術造就風俗變化是如出一轍。
宋代歷史學者蔡宗穎在其新書指出，宋代以黃籙齋與水陸法會度化亡靈，需要大型儀式就像是這整個社會出現的問題，這現象反映兩宋之間戰亂、瘟疫、水旱災等民間出現大量的死亡。並非說「歷史會重演」，因為每分每刻都是持續向前推進，都是新的開始。會類似的因素是「人都難逃一死，也會面對死亡」，當社會出現極大的恐懼，從恐懼中延伸出緊張感，便會讓群眾早已遺忘人都會死的課題，再度浮現。
學者劉祥光先生就認為「水陸道場」這個名字可能是五代至北宋之間出現的名字。北宋楊鍔重新整理水陸法會儀軌，但起初只在四川區域流行，同樣出身四川的蘇軾，也曾經用水陸法會悼念亡故的妻子。朝廷為安撫人心的恐懼、害怕及對死魂的威脅感，因此，因應時代產生的儀式作用便是讓人能夠放心，相關的儀式資料很多，但不需要全部列舉。當時對佛教批評力道甚強的司馬光，《司馬氏書儀》就說：
世俗信浮屠誑誘(欺騙)，于始死及七七日、百日、期年，稱期除喪，飯僧設道場，或作水陸大會，寫經造像，修建塔廟，云為死者減彌天罪惡，必生天堂，受種種快樂；不為者必入地獄，剉燒舂磨，受無邊波吒(責難)之苦。
作為士人司馬光不齒眾人受到佛教的創造「欺騙」，並反對人死後有七七四九日，需要作百日、期年等，必須做水陸法會，抄寫經文造佛像，修建佛塔，這樣才能為死者減罪，讓人上天堂享受快樂。他提出很有力的反論說，⑴ 若做上述的事情就能夠減罪，甚至認為在親人死後需要賄賂佛家才能免刑，這不是把親人都當作「積惡有罪之小人」。⑵ 反對人為了舉辦法會，「甚者至有傾家破產然後已」。⑶ 如果天堂、地獄都存在，那為什麼過去死而復生的人，沒有一個人說過自己遇到十殿閻羅王。
顯然的我們可以看見司馬光作為學者，實在太認真「計較」。但從司馬光的小考究，我們可以發現，他不希望遵從的原因是：他認為佛教做七法事等是「流行」的新文化，而非過去古書所論喪葬的禮儀。換言之，司馬光的態度間接告訴我們宋代的流行趨勢，宋人相信天堂、地獄，能夠透過抄寫經文、造佛像得到功德。重點是功德能夠庇應自己，也能夠迴向家人。
而後宋代天臺宗慈雲遵式繼續推廣水陸法會，同時也改進儀軌以及作相關問答回應宋代儒學菁英份子的疑問。當然，宋人對冥間的想像早就已經存在地獄的觀念，正因為在探討人死後會去那裡？活著的生者，面對自己至親、故友死亡，正手足無措時，對人來說只是單單的埋葬、哭喪似乎不夠。正因為哀憐亡者，擔心死去的人因為累世的因緣、業力，死後仍在受苦。在這樣內心掙扎的情懷下，宗教就有機會介入，讓人過得更好。
即使，有宋代理學家對陰陽、死亡有其他想法，認為用宗教來理解死亡並非最佳解答。但試問是否人人都是能入世、探究事實的理學家呢？答案是否定的。南宋理學家陳淳《北溪字義》討論鬼神時，就認為鬼神都是人之一氣，陽者稱為神，是氣向外延伸；陰者稱為鬼，屈向內，鬼神便是氣之往返的交接地帶。即是古文說：「仁者，陰陽之交，鬼神之會。」萬事萬物皆有陰陽，短則在寤寐之間，長則是人從青壯年到老年，都是陰陽。
《夷堅志》〈滄浪亭〉就提到北方士大夫之家的池塘，每到晚上月夜，皆會遇到數百鬼出沒在池塘邊嘆息。這類「嘆息」宋人多半認為這代表的是鬼，最後這主人家打撈出湖中所有的屍骨後，掩埋在高處，請僧人做水陸齋，從此之後就沒有再發生怪事情。
宋代的筆記故事裡，就出現許多有關水陸法會的故事，甚至與遵式所寫的儀軌〈施食法式〉相當類似，這也讓人有個想像，水陸法會就像是亡者的嘉年華會，在這場宴會裡，他們能夠得到救贖、食物，即使在旁聽聞功德，也可以讓自己離苦得樂，不再繼續遊蕩在人間世。
而我們也說過一般人，辦不起如此昂貴的法會。因此，許多鬼求人協助聽聞法會時，並不見得要個人掏錢耗費巨資，而是出些微的錢財幫鬼立牌位，有正式牌位、在法會中有名字，就能夠升天。在臺灣佛教管理亡者公墳或是私人寶塔，都有這樣的儀式，清明節、中元普渡時，到塔位前祭拜先人時，只需要向登記處辦理報到手續，就能夠將親人的姓名、牌位放入法會裡聽經頌法，或是請出親屬的圖像，抒發擬物思人。
※本文由《時報出版》授權，節錄自：《宋代讀書人與他們的鬼》一書，未經同意禁止轉載。
本文為作者評論意見並授權刊登，不代表TVBS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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