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鏡週刊報導】 小時候，課堂活動要討論爸媽的職業，我都坐在位子上，不想找同學討論。我在台中大肚山長大，爸媽都是工地工人，爸爸是工地電銲工，媽媽當助手。她有聽障，還是聽得到，會看嘴型，只是反應慢會聽錯，我從小就要幫她翻譯電話內容，連爸爸在電話裡親一下的聲音，也要翻譯。身心障礙家庭可以減免學雜費，老師在全班面前問：「這學期誰要減免？」我每次都自卑到不敢舉手，下課才私下跑去找老師。
國小時爸爸因上游廠商倒閉，為了付錢給下游，欠債百萬元。為賺錢，爸媽搬到台北工地、住貨櫃車，我跟弟弟獨自在家，每天吃冷凍微波食品。有次吃泡麵，我摔破碗，碎片一刀刮下去，很深，一直流血，找鄰居都不在家，爸媽花2個多小時從台北趕回台中，才帶我去急診，我右手到現在還有一條4公分的疤。
在那之後，爸媽決定讓我跟弟弟轉學到台北。環境突然變了，周遭同學都好強，我從前在鄉下是全班前3名，來台北掉到倒數10名。我變得很排斥讀書，找不到成就感。上課偷喝飲料，下課被老師叫去辦公室念課文，英文考卷全部用猜的，猜完就趴著睡覺。基測完，甚至挖一個洞把課本丟進去全部燒掉。
高中時，我喜歡昆蟲，開始夢想當昆蟲學家，自然科是我的強項，我從10幾名慢慢爬到前幾名。那時家裡經濟轉好，爸爸幫我請了家教，每天念書到凌晨1點，畢業時全校前3名，考上成大化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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