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經濟學獎其實不包括在諾貝爾本人遺囑中所提的五大獎項，是由瑞典中央銀行所設立的，但多年來都由同樣的評議委員會評選，因此公認地位與諾貝爾獎相當。2024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三位美籍經濟學教授，他們分別來自英國與土耳其。經過長期的數據蒐證與社會比較研究，證明開放且民主的政治制度，較能帶來經濟繁榮，民主與願意共享利潤，是延續繁榮的關鍵。他們也認為歐洲右派崛起、美國大選的各項對立、甚至AI發展導致勞工工作機會縮減，都是對民主制度的壓力測試。
諾貝爾經濟科學獎委員會主席 斯文森：「全球不平等是我們眼前的大問題。」
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三位美國學者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強森(Simon Johnson)與羅賓森(James A. Robinson)共同獲獎。他們的長期研究顯示，國家是否繁榮與政治制度最為有關，法治貧脊、制度剝削國民的地區，無法長期繁盛富裕。
2024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麻省理工學院教授 阿西莫格魯：「所以我認為，這是個民主制度面臨考驗的時期，某種程度上是關鍵時期，需要找回更好的治理、清廉度，向廣大人民承諾民主。」
回應近年歐洲右派與反移民崛起、國際間戰禍與獨裁政權增加，人在雅典參加會議的得獎者之一，土耳其裔美籍教授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認為全球民主制度正面臨不信任危機。諾貝爾獎委員們也肯定阿西莫格魯，與另一位得獎者羅賓遜(James A. Robinson)2012年合著的暢銷書「國家為何衰退」(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2024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芝加哥大學公共政策學院教授 羅賓遜：「貧窮國家民眾知道問題，但他們必須團結起來，集體行動改變處境。」
革命談何容易，但「創造性破壞」與社會包容度，正是三位得獎學者研究中所堅持的，民主制度關鍵優勢。他們並提出北韓、蘇聯為例，認為國家間的貧富差異，政治體制因素大過自然或文化條件。例如經濟曾快速增長的蘇聯，因為獨裁體制的各種問題，繁榮無法持久終至瓦解。
2024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麻省理工學院教授 強森：「蘇聯帝國崩潰帶來的一些效應，中國(當時的)經濟改革也影響其他國家，但北韓則退回自己的殼裡，創造了一個明顯只圖利極少數人的制度，許多北韓人民也受苦多年。」
2024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麻省理工學院教授 阿西莫格魯：「南韓與北韓，根據我們能取得的最佳數據，韓戰分裂之前是在同一個起跑線的。但隨著時間過去，如今(經濟)差距已超過十倍。南韓，確實像強森所說，並非未遇到問題，民主化是很艱難的。」
韓戰前在同一個起跑線的南北韓，如今社會現況與經濟表現天差地別，是三位諾貝爾獎得主研究中最好的對比範例之一。另一個例子是：在美國亞利桑那州，與墨西哥索諾拉州(Sonora)，各有一個同名的諾加里市(Nogales)，隔著美墨邊境緊鄰。同文同種與同樣自然條件，墨西哥的諾加里市不僅較窮，幫派犯罪與政治貪腐也難根除，較民主的美國諾加里，居民們相對富裕，壽命較長，完成高中學業的人口比例更多。
2024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麻省理工學院教授 強森：「所以，英國人在19世紀經歷了漫長艱苦的路，才搞清楚(政治制度影響經濟)這原因，美國發生了內戰，這絕對是重要因素，然後為爭民權有長期奮鬥。日本的例子則是19世紀就做出決定，採用混合的(政治)模式，花了點時間。」
革命與民主化不一定非得流血，但獨裁必不會漸入佳境，有史為證盛世也難長久，這是三位經濟學家的結論。但他們也提醒資本主義優先的各國，在AI飛速發展，推進自動化生產的此時，勞工階級的生活品質被擠壓。
2024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麻省理工學院教授 強森：「當然，這讓人很憤怒，我認為身為一個(民主)國家，我們近幾十年來曾擅長的一件事，現在卻失敗了：就是分享繁榮。」
三人也同意，眼前的美國大選更是美國民主制度的重要壓力測試。即使民主分享權力，人心能否抵擋自私的誘惑，共享利潤，仍是終極挑戰。但確定的是，這三位合作了半輩子的學者，會共享約新台幣3千4百萬元的獎金。
2024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芝加哥大學公共政策學院教授 羅賓遜：「我們相處很愉快，如你所知，是的，他們是我最好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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