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北校園割頸案後，被害人父親楊爸爸拿著判決書走上媒體，控訴的不只是一條命的代價，更是制度帶來的荒謬感！加害少年最重判十五年，服刑三分之一就能聲請假釋，前科紀錄全數塗銷。而他這個被害人家屬，卻得自己想辦法請律師，在整個訴訟過程中「像蒙著眼睛打仗」。
這道落差，讓「少事法到底在保護誰」成了全民叩問。
一塊磚頭砸出的問題
曾任司法記者超過三十年的范立達，在節目中回憶了一個他跑新聞時親眼見到的畫面：民國七十幾年的台北，一個六歲、一個九歲的孩子，拿磚頭砸破計程車車窗，搶走駕駛座上的十幾塊零錢。車主醒來抓住他們，哭笑不得說：「你要錢跟我講，我給你啊。」
這就是少事法立法的原點，孩子犯的錯，和成人犯的罪，本質上是不同的。台灣的《少年事件處理法》在一九九七年由台大刑法教授李茂生與立委謝啟大共同起草，核心精神是：在孩子的人生還沒定型之前，司法應該扮演「接住他」的角色，而不是一刀切地懲罰。
所以少年法庭用圓桌開庭，法官和少年平起平坐；拘提改叫「同行」，羈押改叫「收容」。整部法律的語言設計，都在刻意降低司法對孩子的壓迫。
善意正在被利用
但制度的善意，也正在成為漏洞。
范立達指出，幫派早已看準這套保護機制，刻意吸收快滿十八歲的少年去當槍手。這些孩子知道自己不會被判死刑，服刑三分之一就能出來，甚至把這當成在江湖上「揚名立萬」的捷徑。幾百塊、一點毒品，一條年輕的命就被推上火線。
法律規定成年人教唆少年犯罪要加重其刑二分之一，但實務上幾乎所有少年被捕後都咬定「是自己做的」不供出大哥，是江湖規矩，也是生存法則。這條加重處罰的條文，幾乎形同虛設。
而割頸案中另一個讓社會譁然的細節是：網友公布加害少年個資被告，賠了三十萬和解，但加害少年賠給楊爸爸的金額據傳僅二十萬，中間十萬等於自己賺走了。法律上完全合法，但聽在被害人家屬耳裡，每一個數字都是刀。
沒有完美的線，但不能不畫
少事法該不該修？范立達在節目中拋出了一個沒有標準答案的問題：「同樣都是孩子，被害的時候我們覺得好可憐，犯罪的時候又覺得罪該萬死，但你別忘了，他都是孩子。」
日本在「少年A事件」後將受審年齡從十六歲下修到十四歲，但接著又發生十二歲女孩殺人案。年齡的線怎麼畫，永遠有下一個例外。
夏嘉璐則提出了一個務實方向：與其全面推翻少事法，不如在假釋條件和被害人保護上找到更細緻的調整空間，讓制度對極端個案有更多彈性，同時不犧牲大多數犯錯孩子重新來過的機會。
畢竟，當一個社會決定連孩子的未來都不再相信的那一天，我們失去的恐怕不只是一部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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