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黃清龍（信民兩岸研究協會理事長、獨立媒體人）
中國大陸領導人習近平在全國兩會期間，罕見公開點名美國，指責美國帶頭與西方國家，全面遏制、圍堵和打壓中國發展。這番話被解讀為，北京已經對拜登政府不存任何幻想。
本月10日習以全票第三次當選中國國家主席，同一天，中國與沙烏地阿拉伯、伊朗三國，在北京發表聯合聲明，宣布沙烏地和伊朗達成協議，雙方恢復中斷7年的外交關係。
《紐約時報》報導稱，這意味在美中競爭中，習近平正在提升自己作為「全球政治家」的形象，他抓住美國在中東影響力減弱的機會，將「中國的領導力」作為「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替代品，並展現給全世界看。顯示未來5年，習將帶領中國加強與美國對抗，形塑新時代的國際體系。這是影響全球的大事，十分值得關注。
其實習主政的前十年，就已積極佈署要與美國對抗。2017年中共19大，習宣布中國將「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以「走向世界舞台中心」作為發展目標，當時他已經有要與美國分庭抗禮的意味。
2019年新冠疫情爆發後，中國採取嚴格清零政策，比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更有效控制疫情，體現中國制度的優越性。習近平認為疫情為中國帶來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於是又提出「東昇西降」的政治概念，意思是作為東方文明代表的中國已經崛起和復興，將會取代以美國為代表，逐漸衰落的西方文明。這個概念與毛澤東於1957年11月所講的「東風壓倒西風」有異曲同工之處。
習近平的底氣從何而來？這要追溯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在危機發生之前，中國基本奉行鄧小平的「韜光養晦」路線，以後進學習者的姿態，看待由美國所建構的全球體系。2001年九一一事件發生，美國戰略重心轉向反恐，給了中國十年的「戰略機遇期」。但金融危機發生後，北京很快發現，原來中國的舉國體制並不是那麼差，西方民主體制也不是那麼好。特別是危機之後的十年，中國對世界經濟成長貢獻三成以上，這讓中國領導人開始有了自信。
2012年11月，時任總書記的胡錦濤在中共18大報告中，首次提出「三個自信」的政治概念，即「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習近平上任後，在「三個自信」的基礎上加入了「文化自信」，成為「四個自信」，並在2016年7月1日95周年黨慶大會上正式提出。
至此，中國看待西方的角度，已經從改革開放之初的仰視，逐漸轉為平視，到了今天更已採取俯視姿態。
探究這一轉折過程，除了因中國經濟崛起，讓北京不再甘為全球體系配角，更重要的關鍵在於，由毛澤東一代創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其體制本質上就是革命極權加戰時機制，要把共產國際的「紅旗插遍全球」。文革後隨著毛亡故，這一初始目標暫時隱沒，但是組織系統還在。
這個系統本質上與全球化的政經體制並不相容，但毛死後計畫經濟被揚棄，取而代之的是「國家資本主義」。由於西方世界資本技術與市場的輸入，加上美國給予最惠國待遇並協助中國進入世界貿易組織，讓中共的國家資本主義實力大大增強。此時中國並未如西方預期的出現和平演變（政治開放），主要是後續掌權的鄧、江胡都不願意放棄極權體制，因為它給予他們歷朝歷代都沒有的大權，可以對人民言行與思想絕對主宰。
到了習近平時代，再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放進來，為自己的永續執政找到「新使命」。而隨著中國的崛起強大，許多中國人陷入紅色納粹情緒，對西方由嚮往變為敵視。習近平認為時機成熟了，開始換個方式弘揚毛澤東要把「紅旗插遍全球」的初始理想，推動構建所謂的「人類命運共同體」。
恰好就在此時，2021年初美國發生國會襲擊事件，讓世界上不少人對西方民主價值抱持懷疑，中國和俄羅斯這兩大威權體系國家，則趁著這段全球民主體制最脆弱的時期在全球張牙舞爪，公然干預選舉、宣傳虛假信息、以經濟「銳實力」脅迫換取政治妥協、打壓國內異見、對國外輸出威權主義，西方民主價值受到空前威脅。
進而習近平又在2021年建黨百年「七一講話」中提出「中國式現代化」這一政治術語，並在同年19屆六中全會通過第三次歷史決議中再度提及，更在2022年中共20大政治報告中進行了詳細闡述，藉此向世界展示了現代化的道路不只一條，意味中國打破了只有西方模式才能實現現代化的迷思。
從「東昇西降」到「人類命運共同體」再到「中國式現代化」，「習近平新時代」最重要標誌就是「與美國抗衡，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而促成伊朗和沙烏地復交，則是實現這個目標的第一步。
外傳中國在促成沙伊復交之後，打算2023年在北京舉行海灣六國組織高級別會議，伊朗已經同意參加。海灣合作委員會是由沙烏地帶頭的組織，這場更大型的破冰如能實現，進一步促成兩大勢力和談，當然代表中國對中東影響力的擴張。
習近平此刻也希望「調解」烏克蘭戰爭，消息人士說，下周他將訪問莫斯科，在與俄國總統普欽會面之後，再以視訊方式與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進行俄烏戰爭以來首次對談。華爾街日報指出，在中國促成沙伊復交後，若習近平真的與澤倫斯基直接對話，將代表北京在勸和俄烏方面邁出重大一步，有助提升中國的全球影響力。
特別是今年為「一帶一路」十周年，俄羅斯本來對中國在其中亞、西亞後院擴張存有戒心，但如今普欽自顧不暇，伊朗、沙烏地都出現「反美」風潮，給了中方見縫插針的機會。習近平高舉「尊重文明多樣性」的大旗，讓中東各國權貴階層不用擔心再受到「阿拉伯之春」之類的「西方自由主義思潮」衝擊，然後趁機趕走美國勢力，邀請各國參加「一帶一路」，一同使用中國華為提供的網絡，對中國形成依賴。
到目前為止，習近平這盤全球大棋下得有模有樣，若說還有甚麼軟肋，大概就是被西方卡脖子的晶片問題。美國對中國的科技封鎖越來越緊，預定五月在日本廣島召開的七大工業國會議（G7）領袖峰會，還將通過聯手建立重要戰略物資供應鏈的聯合聲明，進一步把中國阻擋在外。
不過就連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茲也認為，美國執行晶片法案的結果，就是促使中國投入大量人才和資金來研製自己的晶片，也就是美國的制裁，短期內雖會重創中國半導體業，但中長期看來美國不一定是贏家。中國正傾全國之力在發展半導體，就以今年2月份舉行，半導體最重要的國際會議ISSCC，中國論文的篇數大幅增加，份額近三成，比2022年增加一倍，中國發展半導體的決心可見一班。
即使中國短期內自主研發無法「超英趕美」，在先進晶片上仍然落後，中國也還有其他對策，那就是把14奈米以下成熟製程做到世界獨大，以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及非洲為腹地。這會讓全球晶片市場一分為二，以美國為首的聯盟繼續掌握先進晶片，但西方企業須付出失去中國市場的代價；中國則獨擁先進製程以外市場，透過「買時間」的策略來和美國比氣長。
本文為作者評論意見並獨家授權刊登，不代表TVBS立場，版權所有，未經許可請勿引用，以免侵權。
中國大陸領導人習近平在全國兩會期間，罕見公開點名美國，指責美國帶頭與西方國家，全面遏制、圍堵和打壓中國發展。這番話被解讀為，北京已經對拜登政府不存任何幻想。
本月10日習以全票第三次當選中國國家主席，同一天，中國與沙烏地阿拉伯、伊朗三國，在北京發表聯合聲明，宣布沙烏地和伊朗達成協議，雙方恢復中斷7年的外交關係。
《紐約時報》報導稱，這意味在美中競爭中，習近平正在提升自己作為「全球政治家」的形象，他抓住美國在中東影響力減弱的機會，將「中國的領導力」作為「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替代品，並展現給全世界看。顯示未來5年，習將帶領中國加強與美國對抗，形塑新時代的國際體系。這是影響全球的大事，十分值得關注。
其實習主政的前十年，就已積極佈署要與美國對抗。2017年中共19大，習宣布中國將「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以「走向世界舞台中心」作為發展目標，當時他已經有要與美國分庭抗禮的意味。
2019年新冠疫情爆發後，中國採取嚴格清零政策，比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更有效控制疫情，體現中國制度的優越性。習近平認為疫情為中國帶來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於是又提出「東昇西降」的政治概念，意思是作為東方文明代表的中國已經崛起和復興，將會取代以美國為代表，逐漸衰落的西方文明。這個概念與毛澤東於1957年11月所講的「東風壓倒西風」有異曲同工之處。
習近平的底氣從何而來？這要追溯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在危機發生之前，中國基本奉行鄧小平的「韜光養晦」路線，以後進學習者的姿態，看待由美國所建構的全球體系。2001年九一一事件發生，美國戰略重心轉向反恐，給了中國十年的「戰略機遇期」。但金融危機發生後，北京很快發現，原來中國的舉國體制並不是那麼差，西方民主體制也不是那麼好。特別是危機之後的十年，中國對世界經濟成長貢獻三成以上，這讓中國領導人開始有了自信。
2012年11月，時任總書記的胡錦濤在中共18大報告中，首次提出「三個自信」的政治概念，即「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習近平上任後，在「三個自信」的基礎上加入了「文化自信」，成為「四個自信」，並在2016年7月1日95周年黨慶大會上正式提出。
至此，中國看待西方的角度，已經從改革開放之初的仰視，逐漸轉為平視，到了今天更已採取俯視姿態。
探究這一轉折過程，除了因中國經濟崛起，讓北京不再甘為全球體系配角，更重要的關鍵在於，由毛澤東一代創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其體制本質上就是革命極權加戰時機制，要把共產國際的「紅旗插遍全球」。文革後隨著毛亡故，這一初始目標暫時隱沒，但是組織系統還在。
這個系統本質上與全球化的政經體制並不相容，但毛死後計畫經濟被揚棄，取而代之的是「國家資本主義」。由於西方世界資本技術與市場的輸入，加上美國給予最惠國待遇並協助中國進入世界貿易組織，讓中共的國家資本主義實力大大增強。此時中國並未如西方預期的出現和平演變（政治開放），主要是後續掌權的鄧、江胡都不願意放棄極權體制，因為它給予他們歷朝歷代都沒有的大權，可以對人民言行與思想絕對主宰。
恰好就在此時，2021年初美國發生國會襲擊事件，讓世界上不少人對西方民主價值抱持懷疑，中國和俄羅斯這兩大威權體系國家，則趁著這段全球民主體制最脆弱的時期在全球張牙舞爪，公然干預選舉、宣傳虛假信息、以經濟「銳實力」脅迫換取政治妥協、打壓國內異見、對國外輸出威權主義，西方民主價值受到空前威脅。
進而習近平又在2021年建黨百年「七一講話」中提出「中國式現代化」這一政治術語，並在同年19屆六中全會通過第三次歷史決議中再度提及，更在2022年中共20大政治報告中進行了詳細闡述，藉此向世界展示了現代化的道路不只一條，意味中國打破了只有西方模式才能實現現代化的迷思。
從「東昇西降」到「人類命運共同體」再到「中國式現代化」，「習近平新時代」最重要標誌就是「與美國抗衡，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而促成伊朗和沙烏地復交，則是實現這個目標的第一步。
外傳中國在促成沙伊復交之後，打算2023年在北京舉行海灣六國組織高級別會議，伊朗已經同意參加。海灣合作委員會是由沙烏地帶頭的組織，這場更大型的破冰如能實現，進一步促成兩大勢力和談，當然代表中國對中東影響力的擴張。
特別是今年為「一帶一路」十周年，俄羅斯本來對中國在其中亞、西亞後院擴張存有戒心，但如今普欽自顧不暇，伊朗、沙烏地都出現「反美」風潮，給了中方見縫插針的機會。習近平高舉「尊重文明多樣性」的大旗，讓中東各國權貴階層不用擔心再受到「阿拉伯之春」之類的「西方自由主義思潮」衝擊，然後趁機趕走美國勢力，邀請各國參加「一帶一路」，一同使用中國華為提供的網絡，對中國形成依賴。
到目前為止，習近平這盤全球大棋下得有模有樣，若說還有甚麼軟肋，大概就是被西方卡脖子的晶片問題。美國對中國的科技封鎖越來越緊，預定五月在日本廣島召開的七大工業國會議（G7）領袖峰會，還將通過聯手建立重要戰略物資供應鏈的聯合聲明，進一步把中國阻擋在外。
不過就連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茲也認為，美國執行晶片法案的結果，就是促使中國投入大量人才和資金來研製自己的晶片，也就是美國的制裁，短期內雖會重創中國半導體業，但中長期看來美國不一定是贏家。中國正傾全國之力在發展半導體，就以今年2月份舉行，半導體最重要的國際會議ISSCC，中國論文的篇數大幅增加，份額近三成，比2022年增加一倍，中國發展半導體的決心可見一班。
即使中國短期內自主研發無法「超英趕美」，在先進晶片上仍然落後，中國也還有其他對策，那就是把14奈米以下成熟製程做到世界獨大，以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及非洲為腹地。這會讓全球晶片市場一分為二，以美國為首的聯盟繼續掌握先進晶片，但西方企業須付出失去中國市場的代價；中國則獨擁先進製程以外市場，透過「買時間」的策略來和美國比氣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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