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黃清龍（信民兩岸研究協會理事長、獨立媒體人）
中共自1949年建國後，有過一個時期叫「三年困難時期」，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959年到1961年間發生全國性饑荒的一段時期。據各方估計，那三年的大饑荒造成了中國幾千萬人非正常死亡，主要成因包括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等因素，因此也被認為是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人為災難之一。
但是中共官方卻把三年大饑荒說成「三年自然災害」，意思說饑荒是因氣候等自然因素所造成，並非毛澤東亂搞大躍進、人民公社等錯誤政策所致。這當然是歷史的歪曲與假造，目的就是為了幫「偉大領袖」推卸責任。事實上根據氣象資料，1959年到1961年中國的氣候基本正常，根本不存在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
誰都沒想到，像這樣荒謬可恥的歷史假造事件，事隔半個多世紀之後，竟然再度出現在世人眼前，這回的演出者則是毛澤東的第一號信徒習近平。
本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常委會議，總書記習近平在會議上宣布，自2022年11月以來，中國不斷優化調整防控措施，較短時間實現了疫情防控平穩轉段，新冠死亡率保持在全球最低水平，中國已取得疫情防控重大決定性勝利，「創造了人類文明史上人口大國成功走出疫情大流行的奇蹟」。
這真是睜眼說瞎話！把14億人都當作眼瞎耳聾的大謊言！沒錯，在疫情一開始，習近平採取嚴格清零措施，儘管經濟民生付出慘重代價，確實就像官媒形容的「避免了致病力較強、致死率較高的病毒株的廣泛流行，有效保護了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為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贏得了寶貴時間。」
問題是這段寶貴時間，習近平不是拿來普及疫苗施打、充實醫療設施，好為開放後的感染預作準備，而是花大錢去作核酸檢測、雇用大白來限制人民行動，把地方財政搞得山窮水盡，人民生活無以為繼。直到老百姓再也受不了了，一場「白紙運動」全國蔓延，這才逼使習近平不得不鬆開清零管制。
去年12月初，當清零政策即將結束之際，中外不同的研究團隊都估計，中國在解封後兩個月內，將造成100萬到150萬人染疫死亡。《紐約時報》16日報導， 四個互無關聯的學術團隊得出大致類似的估計。
其中第一個出自上海復旦大學基於去年上海爆發疫情的研究，結論是結束「清零」政策估計將造成160萬人死亡。第二個估計來自香港大學三名科學家最近一篇論文，以其他國家先前爆發疫情期間每個年齡組的死亡人數，按照中國的人口統計數據加以調整，並模擬「春運」助長病毒傳播，估計到1月底可能導致約97萬人死亡。
第三組研究由美國德州大學和香港大學研究人員，使用最嚴峻疫情結束後才公布的訊息計算，依照去年12月中旬至今年1月中旬，對數以萬計民眾檢測的數據，推斷這波疫情可能導致約150萬人死亡。最後一個則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流行病學家，按照和美國類似的死亡率0.15％，保守估計4成到6成5的中國人口被感染，可能有90萬到140萬人死亡。
另外今年1月底，中國疾控中心首席流行病學者吳尊友撰文說，當時全中國已有80%的人染疫，等於感染人數超過10億，因此造成百萬人以上死亡，已經是最保守的估計。
然而，中國16日仍宣揚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決定性勝利」，根據官方公布的染疫死亡定義，截至2月9日，疫情爆發三年多來中國的死亡人數僅8萬3150人。
事實上過去兩個多月來，中國病例激增的跡象隨處可見：醫院拒絕收治病人、火葬場不堪重負、農村到處都看到喪事場景，還有一大批頂尖學者死亡。但官方公布的染疫死亡人數卻低得驚人，原因就是官方大幅改變染疫死亡的定義，而且統計上只限於死在醫院裡的感染者，至於醫院外死亡的、家中死亡的人，以及因染疫而併發症得不到醫院治療死亡者，通通不算在內。
這是典型的欲蓋彌彰，就像六十多年發生的大饑荒，明明是人為錯誤造成幾千萬人冤死，卻說成是自然災害一樣。
現在因為防疫期間地方財政已經枯竭，加上中國經濟兩大支柱-房地產及外貿雙雙崩盤，繼去年11月「白紙運動」後，最近中國多地再度爆發示威抗議活動，而這次導火線是退休族群對醫療保險遭削減不滿，因此也被稱為「白髮運動」。
對於這次「白髮運動」，紐約時報認為，這是中國地方政府財政緊張的最新跡象，因防疫導致財務快被壓垮的地方政府，焦頭爛額之餘把「節流」動到退休老人身上。這樣的發展繼續下去，將對中國社會帶來什麼影響呢？美國華裔學者黃亞生教授近日在《紐約時報》撰文指出，中國人民與政權之間的關係，可能正在產生微妙的變化，因為習近平打破了中共建立的「中式社會契約」。
學者沈旭輝解釋，所謂「社會契約」（Social Contract）是西方倫理學、政治哲學中，被用來探討個人與政府合法性之間關係的一種概念，源自法國哲學家盧梭。本來的主張是個人融入政治社會，透過一個相互同意的過程，當中個人同意遵守共同的規則，並接受相應的義務，以換取政權對個人權利的保障，及維持社會秩序。
黃亞生分析，六四之後，中共領導人想出了一個「中式社會契約」模式，透過對人民提供了創業成功的土壤，「讓部份人先富起來」，多年來也讓大部份民眾過著大體穩定和舒適的生活，並在政權不被挑戰的前提下，給予一部份言論、出版、結社等政治權利。
在這不成文的的「中式社會契約」下，中國人民必須付出部分政治自由作為交換的代價（trade-off），但年輕人可以去卡拉OK和搖滾音樂會，崇拜他們喜歡的流行明星；知識分子可以在社群媒體上，宣洩他們無傷大雅的憤怒和不滿；企業家忙於賺錢，根本無心理會所謂的「政治」，因而得出「民主能當飯吃嗎？」的結論。
儘管中國社會也有矛盾，群眾抗議事件不斷，但黃亞生指出，中國的大多抗議都是針對地方性和具體的問題，不同群體有不一樣的不滿，他們的訴求互不相通，因此政權仍可穩如泰山，讓中共既能維護一黨統治，又能實現經濟增長，從而使國家富強，爭奪世界說語權。這就是「中式社會契約」。
但黃亞生認為，自習近平上任之後，已經逐漸把這份「契約」撕毀：首先，早在2013年，習政府力推「國進民退」將銀行信貸引向低效的國企，銀行對私企流動性的力度大減，限制了私企的健康發展。民間悶聲發大財的能力，已經被大幅抵銷。
接著，習政府對各行各業的非政府組織和民營機構，又作出不同程度的打壓和審查，例如環保人士、女權組織、社群媒體、大學等都被整肅。甚至阿里巴巴、騰訊、百度等科技巨頭，也遭到巨額罰款和監管限制。這種種措施，都使民間組織和機構的生存環境，受到前所未有的壓抑。
黃亞生特別提到，「清零」政策把這壓抑推到了每一個人身上，封鎖措施幾乎讓人人都有了相同的處境和覺悟。2500萬上海民眾在封城的兩個月，不是被封在家、擔心食物短缺，就是與家人、甚至年幼小孩分離，到處都流傳著民眾因防疫限制，無法及時就醫而死亡的悲慘故事。
據估計，2022年有近4億中國人處於某種程度的封鎖之下，遭受的集體創傷，與改革開放40年來，民眾所經歷的一切完全不同。到了今天，老百姓既無財可發，企業財團也無利可圖，卻還要被迫共同富裕，他們當然會重新評估這份「社會契約」是否還能維持。
這說明為何新疆烏魯木齊一棟高樓起火，因樓房被防疫圍封導致10人喪生，竟然掀起全國的同情和不滿，繼而爆發「白紙運動」，可謂覺醒訊號之一。而近日的「白髮運動」，則是未來出現更多抗議的先兆而已。
沈旭輝認為，如果中國社會中堅分子認定這份契約已經不存在，未來中共維持穩定的手段，恐怕就剩下恐怖管治一途：全天候監控，人人都是疑犯，沒有任何不同聲音可以發表，然後一切權力和利益收歸中央。但這樣的「管治」，如果可以永恆，人類社會上的所有獨裁政權，就不會倒台了。
本文為作者評論意見並獨家授權刊登，不代表TVBS立場，版權所有，未經許可請勿引用，以免侵權。
中共自1949年建國後，有過一個時期叫「三年困難時期」，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959年到1961年間發生全國性饑荒的一段時期。據各方估計，那三年的大饑荒造成了中國幾千萬人非正常死亡，主要成因包括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等因素，因此也被認為是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人為災難之一。
但是中共官方卻把三年大饑荒說成「三年自然災害」，意思說饑荒是因氣候等自然因素所造成，並非毛澤東亂搞大躍進、人民公社等錯誤政策所致。這當然是歷史的歪曲與假造，目的就是為了幫「偉大領袖」推卸責任。事實上根據氣象資料，1959年到1961年中國的氣候基本正常，根本不存在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
誰都沒想到，像這樣荒謬可恥的歷史假造事件，事隔半個多世紀之後，竟然再度出現在世人眼前，這回的演出者則是毛澤東的第一號信徒習近平。
本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常委會議，總書記習近平在會議上宣布，自2022年11月以來，中國不斷優化調整防控措施，較短時間實現了疫情防控平穩轉段，新冠死亡率保持在全球最低水平，中國已取得疫情防控重大決定性勝利，「創造了人類文明史上人口大國成功走出疫情大流行的奇蹟」。
這真是睜眼說瞎話！把14億人都當作眼瞎耳聾的大謊言！沒錯，在疫情一開始，習近平採取嚴格清零措施，儘管經濟民生付出慘重代價，確實就像官媒形容的「避免了致病力較強、致死率較高的病毒株的廣泛流行，有效保護了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為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贏得了寶貴時間。」
問題是這段寶貴時間，習近平不是拿來普及疫苗施打、充實醫療設施，好為開放後的感染預作準備，而是花大錢去作核酸檢測、雇用大白來限制人民行動，把地方財政搞得山窮水盡，人民生活無以為繼。直到老百姓再也受不了了，一場「白紙運動」全國蔓延，這才逼使習近平不得不鬆開清零管制。
去年12月初，當清零政策即將結束之際，中外不同的研究團隊都估計，中國在解封後兩個月內，將造成100萬到150萬人染疫死亡。《紐約時報》16日報導， 四個互無關聯的學術團隊得出大致類似的估計。
其中第一個出自上海復旦大學基於去年上海爆發疫情的研究，結論是結束「清零」政策估計將造成160萬人死亡。第二個估計來自香港大學三名科學家最近一篇論文，以其他國家先前爆發疫情期間每個年齡組的死亡人數，按照中國的人口統計數據加以調整，並模擬「春運」助長病毒傳播，估計到1月底可能導致約97萬人死亡。
第三組研究由美國德州大學和香港大學研究人員，使用最嚴峻疫情結束後才公布的訊息計算，依照去年12月中旬至今年1月中旬，對數以萬計民眾檢測的數據，推斷這波疫情可能導致約150萬人死亡。最後一個則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流行病學家，按照和美國類似的死亡率0.15％，保守估計4成到6成5的中國人口被感染，可能有90萬到140萬人死亡。
另外今年1月底，中國疾控中心首席流行病學者吳尊友撰文說，當時全中國已有80%的人染疫，等於感染人數超過10億，因此造成百萬人以上死亡，已經是最保守的估計。
事實上過去兩個多月來，中國病例激增的跡象隨處可見：醫院拒絕收治病人、火葬場不堪重負、農村到處都看到喪事場景，還有一大批頂尖學者死亡。但官方公布的染疫死亡人數卻低得驚人，原因就是官方大幅改變染疫死亡的定義，而且統計上只限於死在醫院裡的感染者，至於醫院外死亡的、家中死亡的人，以及因染疫而併發症得不到醫院治療死亡者，通通不算在內。
這是典型的欲蓋彌彰，就像六十多年發生的大饑荒，明明是人為錯誤造成幾千萬人冤死，卻說成是自然災害一樣。
現在因為防疫期間地方財政已經枯竭，加上中國經濟兩大支柱-房地產及外貿雙雙崩盤，繼去年11月「白紙運動」後，最近中國多地再度爆發示威抗議活動，而這次導火線是退休族群對醫療保險遭削減不滿，因此也被稱為「白髮運動」。
對於這次「白髮運動」，紐約時報認為，這是中國地方政府財政緊張的最新跡象，因防疫導致財務快被壓垮的地方政府，焦頭爛額之餘把「節流」動到退休老人身上。這樣的發展繼續下去，將對中國社會帶來什麼影響呢？美國華裔學者黃亞生教授近日在《紐約時報》撰文指出，中國人民與政權之間的關係，可能正在產生微妙的變化，因為習近平打破了中共建立的「中式社會契約」。
黃亞生分析，六四之後，中共領導人想出了一個「中式社會契約」模式，透過對人民提供了創業成功的土壤，「讓部份人先富起來」，多年來也讓大部份民眾過著大體穩定和舒適的生活，並在政權不被挑戰的前提下，給予一部份言論、出版、結社等政治權利。
在這不成文的的「中式社會契約」下，中國人民必須付出部分政治自由作為交換的代價（trade-off），但年輕人可以去卡拉OK和搖滾音樂會，崇拜他們喜歡的流行明星；知識分子可以在社群媒體上，宣洩他們無傷大雅的憤怒和不滿；企業家忙於賺錢，根本無心理會所謂的「政治」，因而得出「民主能當飯吃嗎？」的結論。
儘管中國社會也有矛盾，群眾抗議事件不斷，但黃亞生指出，中國的大多抗議都是針對地方性和具體的問題，不同群體有不一樣的不滿，他們的訴求互不相通，因此政權仍可穩如泰山，讓中共既能維護一黨統治，又能實現經濟增長，從而使國家富強，爭奪世界說語權。這就是「中式社會契約」。
但黃亞生認為，自習近平上任之後，已經逐漸把這份「契約」撕毀：首先，早在2013年，習政府力推「國進民退」將銀行信貸引向低效的國企，銀行對私企流動性的力度大減，限制了私企的健康發展。民間悶聲發大財的能力，已經被大幅抵銷。
接著，習政府對各行各業的非政府組織和民營機構，又作出不同程度的打壓和審查，例如環保人士、女權組織、社群媒體、大學等都被整肅。甚至阿里巴巴、騰訊、百度等科技巨頭，也遭到巨額罰款和監管限制。這種種措施，都使民間組織和機構的生存環境，受到前所未有的壓抑。
黃亞生特別提到，「清零」政策把這壓抑推到了每一個人身上，封鎖措施幾乎讓人人都有了相同的處境和覺悟。2500萬上海民眾在封城的兩個月，不是被封在家、擔心食物短缺，就是與家人、甚至年幼小孩分離，到處都流傳著民眾因防疫限制，無法及時就醫而死亡的悲慘故事。
據估計，2022年有近4億中國人處於某種程度的封鎖之下，遭受的集體創傷，與改革開放40年來，民眾所經歷的一切完全不同。到了今天，老百姓既無財可發，企業財團也無利可圖，卻還要被迫共同富裕，他們當然會重新評估這份「社會契約」是否還能維持。
這說明為何新疆烏魯木齊一棟高樓起火，因樓房被防疫圍封導致10人喪生，竟然掀起全國的同情和不滿，繼而爆發「白紙運動」，可謂覺醒訊號之一。而近日的「白髮運動」，則是未來出現更多抗議的先兆而已。
沈旭輝認為，如果中國社會中堅分子認定這份契約已經不存在，未來中共維持穩定的手段，恐怕就剩下恐怖管治一途：全天候監控，人人都是疑犯，沒有任何不同聲音可以發表，然後一切權力和利益收歸中央。但這樣的「管治」，如果可以永恆，人類社會上的所有獨裁政權，就不會倒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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