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副總統候選人辯論會26日下午2點登場，三位候選人相互交換意見、辯論；王如玄為此辯論會做出總結。
全文如下：
少了同理心，就沒辦法了解民眾真正的需求事什麼，更沒有辦法制定人民需求的政策。這比什麼都重要。陳副院長，日前談到長照政策的時候說：蓋老人院把老人和家人、鄰居隔開，「像痲瘋病患被隔離」。後來雖然為了「失言」致歉，但似乎並不真的了解，自己到底哪裡錯了。對一般的雙薪小康家庭來說，總是擔心「如果有一天我的父母生病了，該怎麼辦？」？誰去照顧？要辭職嗎？要請假嗎？一根蠟蠋二頭燒。真的沒有辦法，只好請機構來照顧。自己趕快去打拚、工作、賺錢、養家，拜託長照機構幫我們照顧家人。可是那種不捨，真的不是言語可以表達。如果可以，誰不想讓自己的父母在你的身邊？而今萬般無奈，必須將親人送到機構，還必須忍受您對他們的無情批判，真是情何以堪？
我知道陳副院長出身政治世家，從小到大的生活，或許都比一般人過得輕鬆一些，你可能比較難體會這些家屬心中的痛苦。我們如果沒有辦法同理親屬的痛，怎麼有辦法推動所有必須符合民眾需求的政策？我這輩子沒有當過公主，我和許多一輩子打拚的朋友一樣，心裡不是沒有羨慕過，但是到頭來，反而覺得這是生命當中最重要的資產，讓我永遠都從弱勢者的角度出發來思考問題、解決問題。有人說，我的個性像男孩子，理性到不行，但我其實把所有感性都付諸行動了，滿腦子想的就是怎麼面對問題、解決問題。有人說，我個性很急，今天決定的事，明天就要看到成果；但我發現朱立倫主席比我更急，他以前都要求我，今天決定的事，今天就要看到成果。所以我覺得跟他一起合作，一定可以讓政府的效率更好。
其實，我跟每一個台灣人一樣，就是一個普通人，在人群中看來不那麼起眼。比起讓我感到拘束的套裝，我更喜歡搭著一件格子襯衫及牛仔褲就匆匆出門，即便我成為副總統候選人，偶爾還是會忘記要化妝、畫口紅。也有人嫌我頭髮太亂、或嫌我眼鏡不好看，老實說，我不太在乎我的外表，我自己沒有那麼在意。因為我打從心底只有在乎一件事，就是多拉社會上需要幫助的人一把。我希望，台灣在追逐經濟發展的同時，能夠有人好好把關社會正義的分配。台灣只有一個，好，要大家一起都好。這是我爸爸從小跟我講的。
因為從小到大，受過太多人的幫助，我出社會以後，我總覺得對這個社會有一份責任，我沒有停下來過。再怎麼打擊我，都不可能阻止我向前行的決心。我沒有生兒育女，我把婦女、兒童、勞工、弱勢，都當成自己的家人。我的生命經驗告訴我，幫助一個孩子，或者一位婦女，就能翻轉一個家庭。所以我從大學開始參加社運團體，只要能爭取權益的活動，我一定衝第一個，拿著大聲公就上場，就這樣，一頭栽進婦女運動至今20多年。一路走來，始終如一。這是我一生的志業。我不顧外界眼光，擔任多起爭議案件的辯護律師，後來催生了家庭暴力防治法，也打過好幾場劃時代的官司，包括台灣第一件探視子女的官司、台灣第一件職場性騷擾的案件，都是我處理的。為了讓理念能夠落實，我決定進到體制內推動改革。身為勞工子女，做為勞委會主委，我推動了勞保年金、育嬰留職津貼的發放、勞工權益基金，任內調漲了多次基本工資，最後為了表達要替勞工加薪的決心，我毅然決然下台。
過去我參與推動的許多法律，對現在的人來說可能都覺得理所當然，但是它不是，它是很多個案的血淚史，都是一步一步爭取而來的。我不敢說我做得很多，因為在這條路上，永遠都不夠。而且，我有熱誠還要做更多。我經常悶著頭做事，後來才發現很多事情，不只要看努力，這個社會有時候還要看藍綠。我是一個單純做事的人，不會想太多個人的得失，只要有機會為國家做事，我一定全力以赴。在我心中只有做事的價值，沒有政治的顏色。所以，我曾經和民進黨的朋友一起推動法案，在民進黨執政時期擔任顧問，也曾經在國民黨執政時當過勞委會主委。我深刻感受到，兩個政黨基本性格上有太大的差別。民進黨的排他性很強，只要是自己人，不論黑白，都挺到底。相形之下，我在國民黨感受到的是包容。包容不同出身的人、不同背景的人、不同想法的人。所以我認為，這個善良的社會，應該給國民黨再一個機會。
這是我第一次參選。很多人問我，你會不會害怕？會不會後悔？我堅定地說：我不怕，繼續做該做的事。如同我過去從事社會運動以來的遭遇，面對一切挑戰，我都無所畏懼。我遭遇過挫折。我跌倒過，也受傷過，其實我也偶爾會流淚。但我從來就是哭完以後，擦乾眼淚，就咬緊牙關繼續往前的那種人。我太知道，我沒有時間沮喪；我也太清楚知道，也許多人需要我的援助。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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