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公共媒體的民主正當性：國家資源、歷史敘事權與制度問責

作者：何啟聖（資深媒體人）

立法院審查115年度政府總預算，多名立委針對公視政府捐贈及補助經費提出刪減、凍結案。依公視截至2026年7月29日的說法，各項提案合計超過10億元，接近政府捐贈經費的一半，TaiwanPlus也面臨預算幾乎遭全數刪除的提案。

必須先釐清，這是立委所提刪減、凍結案的合計，並不是已經三讀通過的最終刪除金額。倘若真的刪凍如此龐大的經費，當然會影響節目製作、產業人才與公共媒體的運作，這一點無須迴避。

然而，預算受到影響，不能反過來證明每一筆預算都不應受到監督。

公共媒體的「獨立自主」，從來不等於「預算免責」；創作自由，也不等於使用全民資源之後，可以拒絕公共檢驗。

《公共電視法》明定，公共電視屬於國民全體，節目製播必須維護人性尊嚴，符合自由、民主與法治精神，並保持多元性、客觀性、公平性及族群均衡；法律同時要求公視尊重個人名譽，不得替任何政黨進行政治宣傳。

因此，公視的民主正當性，不能只建立在「政府不應干預」之上，也必須建立在「如何向全民負責」之上。

問題正是在這裡。

公視近年製作不少歷史劇與時代劇，製作規格、演員表現與影像質感多有值得肯定之處；然而，部分作品對歷史因果、人物人格與國家敘事的處理，也一再引發爭議。

《茶金》便曾將「四萬換一元」的政策背景寫成美方鼓勵推動、國民政府反對。研究台灣史的李筱峰指出，真正的歷史恰好相反，美方並不贊成這項政策，劇本確實把關鍵因果寫反。

但《聽海湧》所涉及的問題，比單一史實錯誤更加嚴重。

劇中安排了一位中華民國駐北婆羅洲領事「羅進福」，以及領事夫人「何景儀」。公視曾強調，這些人物並非改編自特定人物，也不是卓還來領事的傳記；然而，公視後來介紹該劇創作時又明白表示，羅進福是全劇「唯一有較明確參考原型」的角色，史料中確有一名領事連同家人遭日軍拘捕，只是劇中後續事件完全杜撰。

這就出現了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

人物可以改名，但原型真的因此消失了嗎？

真實歷史中的卓還來，是中華民國派駐北婆羅洲的外交官。日本占領當地後，卓還來遭到拘捕，日方曾企圖招攬他加入汪精衛政權，但他拒絕屈服，最後在戰爭結束前遭日軍殺害。當地華僑後來追念其抗日氣節，中華民國政府也將他視為殉職外交官。

然而，《聽海湧》卻讓與卓還來具有高度相似背景的羅進福活到戰後，並在軍事法庭上指控台籍戰俘監視員。徐宗懋等批評者認為，劇情把原本拒絕降日、最後殉職的抗日外交官，改寫成挾帶個人恩怨、企圖使台籍青年入罪的負面人物。

對卓還來夫人的處理，更涉及歷史改編的倫理底線。

徐宗懋與李展平指出，劇中安排領事夫人何景儀遭日軍性暴力，最後又讓台籍戰俘監視員被迫開槍殺死她與孩子。公視自己的宣傳文字雖然沒有直接使用「性侵」二字，卻也明白寫出何景儀為了偷取食物而「遭受暴行」。

問題是，何景儀這個角色的身分、丈夫職務、被囚處境、帶著孩子受難，以及得到台籍監視員接濟等設定，都與卓還來夫人趙世平的真實經歷高度重疊。

真實歷史中的趙世平與孩子並沒有遭台籍監視員殺害，而是在台籍戰俘監視員柯景星暗中接濟下活過戰爭。當時柯景星冒險以香菸換取雞蛋等食物，幫助母子維持生命。

戰後，趙世平一家始終感念這份救命之恩。2010年，卓家後人卓以定還特地從美國來到彰化，當面向年事已高的柯景星道謝，完成家族尋找恩人的心願。

真實歷史原本是一段超越戰爭、族群與政治認同的救命之恩。

中華民國外交官的家屬，感謝一名被日本徵召的台灣青年冒險相救；雙方之間沒有仇恨，更沒有相互陷害。

然而，到了《聽海湧》裡，這段感恩的歷史，卻被改寫成性暴力、槍殺母子、法庭指控與族群仇恨。

性侵受害者當然不應被視為「失節」，真正應受譴責的永遠是加害者。但創作者若在沒有史料根據的情況下，替一名具有高度可辨識歷史原型的女性，虛構遭受性暴力與被恩人槍殺的命運，侵害的正是她的人格尊嚴、歷史名譽，以及後代對家族記憶的感受。

這已經不只是「戲劇不是紀錄片」所能輕輕帶過。

當創作者需要歷史真實感時，便借用真實人物的職務、家庭關係、被囚經歷與受人接濟的故事；等到外界質疑人格評價遭到顛倒，又主張人物完全虛構，這種創作方法本身就值得檢驗。

若人物真的與卓還來夫婦無關，為什麼要如此密集地取用他們的真實經歷？

若人物確實具有可辨識的歷史原型，創作者又憑什麼在沒有充分史料支持下，替他們安排性侵、誣告、報復與被恩人槍殺等足以徹底改變人格評價的情節？

公視在回應爭議時表示，製作團隊參考大量學術研究、口述歷史、回憶錄與國際法庭文件，劇中人物並非改編自特定人物；公視同時也承認，相關爭議已經對卓家遺族造成傷害。

但「做過研究」並不當然代表「改編便沒有倫理界線」。

資料蒐集得愈多，反而愈應清楚知道哪些情節屬於史實、哪些屬於推測、哪些完全是戲劇虛構；更應理解，當虛構人物可以被觀眾清楚辨識出真實原型時，創作者對人格尊嚴與家屬感受所負的責任，也隨之提高。

這正是公視預算爭議不能只被簡化為「立法院打壓文化」的原因。

立法院預算中心對公視115年度預算的評估，已經指出公視連年短絀、收入高度仰賴政府挹注，應擴展自籌財源；小公視除了量化績效外，還應建立節目品質指標；TaiwanPlus的績效指標，也需要重新檢視，才能真正掌握使用者行為與國際傳播成效。

因此，在野黨監督公視預算，並非全然無的放矢。

當然，監督不能變成不分項目、不問後果的一刀砍除；不能因為某些戲劇引發爭議，就讓整個公共媒體失去運作能力，也不能把董監事改選的政治責任，全部轉嫁給基層製作人員與影視工作者。

但是，反對粗暴刪減，也不代表公視預算只能全額照付。

更合理的做法，是針對爭議項目精準凍結，要求公視建立歷史劇的改編倫理與問責制度，包括：

對具有真實原型的人物，明確揭露史實與虛構的界線；涉及重大人格評價、性暴力、犯罪、背叛與誣告情節時，應提高史料查證標準；歷史顧問不應只有單一史觀，而應納入不同立場的學者；當家屬或當事人提出異議時，也應建立正式回應、更正及補充說明機制。

我們需要公共電視。

但公共媒體真正值得捍衛的，不只是預算規模，而是它的公共性、專業性與可信度。

目前沒有直接證據可以斷言，是執政黨逐集下令公視如何撰寫劇本。因此，不能把政治指揮當成已證實的事實。

然而，當國家出資的公共媒體，反覆以特定價值框架重新排列歷史、重新評價人物，甚至把真實的感恩故事改寫成仇恨、性暴力與相互殘殺時，社會當然有權追問：

這究竟是多元的歷史詮釋，還是以公共資源建構特定的集體記憶？

公共媒體的自主應受到保障，但自主不等於免責；創作自由應受到尊重，但自由不等於可以任意消費真實人物的生命；公視預算不應成為政黨報復的工具，也不能成為拒絕監督的護身符。

因為公視拿的是全民的錢，行使的是形塑公共記憶的文化權力。

權力愈大，責任就應愈重；資源來自全民，問責便不能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