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顧上鈞
近期日本與菲律賓啟動「專屬經濟區邊界談判」，談判範圍與我國經濟海域高度重疊，卻完全排除台灣參與，形同在我方缺席的情況下單方面瓜分海洋權益，我國外交部第一時間卻表示「予以肯定」，引起輿論譁然，外界批評政府反應軟弱，甚至有「喪權辱國」之譏。
回顧馬政府時期，台灣在護漁議題上曾展現相當強硬的國家意志。2008年爆發日本保安廳艦艇衝撞我國海釣船的「聯合號事件」，在馬政府的堅持下，日方最終道歉賠償；2013年「廣大興28號」事件，菲律賓公務船射殺台灣漁民，馬政府採取包括制裁、派遣海空機艦強力護漁，迫使菲方正視台灣立場。2016年沖之鳥事件，日本在相關海域扣押我國漁船，馬政府同樣派出海巡艦艇與日本海上保安廳船艦在海上對峙。不可否認的是，當時台灣至少讓周邊國家清楚知道：漁權與海洋權益，不是可以繞過台灣私下處理的問題。
為何過去台灣面對周邊國家的海域爭議時，尚能展現一定程度的國家意志；如今面對日菲排除台灣、重畫海洋權益範圍，政府卻顯得左支右絀？問題的根源，是台灣在美中台戰略三角中的位置，已經發生根本性變化。
戰略三角理論最早由Lowell Dittmer提出，用來分析美中蘇三角，後來被台灣學者引入美中台關係分析；相關研究對於台海局勢至今仍具有高度解釋力。
美中台戰略三角平衡，正是台灣外交自信的底氣。馬政府時期在護漁議題上的強硬態度，並不只是領導人個人性格或政治姿態，而是來自台灣仍保有戰略三角平衡下的迴旋空間。當時台灣一方面維持與美國的安全連結，另一方面透過兩岸關係相對和緩，保有與中國大陸之間的最低限度互動空間。這種平衡，使台灣在面對日本、菲律賓等周邊國家時，不必把所有外交籌碼都押在同一邊，也不必因為害怕破壞某種「抗中同盟」氣氛，而在自身權益上委曲求全。換言之，台灣的尊嚴不是來自對任何一方的依附，而是來自於它仍有能力在美中台三角之間保有迴旋，讓周邊國家在處理區域利益時，不能輕易跳過台灣。
這也正是戰略三角理論最能解釋今日困境之處。國際政治從來不是單線關係，而是權力互動的結構。今日台灣最大的戰略風險，在於政府將幾乎所有外交與安全想像，都壓縮到「對抗中國」這一條主軸之上。當對抗中國成為唯一優先，台灣面對日本、菲律賓等同屬美國印太戰略網絡中的國家時，就容易陷入不敢衝撞、不敢施壓、不敢翻臉的困境；因為任何對友盟國家的強硬表態，都可能被解讀為破壞抗中陣線、削弱印太合作，於是台灣只能不斷自我克制，甚至在自身海洋權益受到壓縮時，也只能選擇低調抗議、溫和表態。
這就是戰略失衡的代價。當台灣仍能同時維持對美安全合作、對中風險管理、對周邊國家利益談判時，台灣就具備戰略槓桿；但當台灣把自己完全放進美日菲抗中結構之中，卻又無法取得正式外交承認、制度性安全保證與實質談判席次，台灣反而會從戰略三角中的槓桿者，變成國際秩序中的配角。結果是，台灣對中國大陸可以高喊強硬，卻在面對日本與菲律賓瓜分海域利益時，顯得投鼠忌器、進退失據。這不是單一事件的軟弱，而是整體戰略失衡後，必然出現的外交姿態。
筆者曾赴日本進行軍事採訪，深知台日民間情感深厚，日本社會確實對台灣有好感，常在文化交流中展現真誠善意。問題在於，民間友好從來不等於官方承認，更不等於國家利益會自動站在台灣這一邊。很現實地說，日本官方並不承認我國政府，台灣在日本的代表機構，本質上仍是以民間組織型態運作。無論台日人民多麼親近，日本政府在外交文件、國際場合與正式協商中，仍必須把中國大陸因素放進國家利益的首要計算之中。
更別忘記，無論中日關係多麼緊張，日本也從未真正放棄維繫與中國大陸的關係。中日之間有歷史矛盾，有東海爭議，有安全競爭，但同時也有龐大經貿利益、區域穩定需求與外交溝通管道。日本可以在安全上依靠美國、在價值上親近台灣、在經濟上維持對中往來，這正是成熟國家面對現實利益時的多軌操作。相較之下，台灣若只把「日本友台」當成情感保證，而沒有看見日本也是一個以自身利益為最高原則的正常國家，那麼在關鍵時刻被排除於談判桌外，其實並不令人意外。
同樣的邏輯也適用於菲律賓。菲律賓面對南海壓力，需要日本與美國支持；日本則需要強化與菲律賓的安全合作，牽制中國大陸在第一島鏈與南海的活動。對日菲而言，海域劃界談判不只是漁業問題，更是印太安全布局的一環。當台灣無法在這個結構中提出足夠分量的戰略籌碼，又無法讓日菲忽視台灣必須付出代價，對方自然會優先處理彼此的安全與海洋利益，而不是主動把台灣放在談判中心。
因此，今日台灣最大的問題，不在於是否應該反日、反菲，甚至也不在於是否應該親美或親中。真正的問題是，台灣是否還有能力在大國與周邊國家之間創造自己的戰略空間。美國當然重要，日本當然重要，菲律賓也可能是台灣未來區域安全合作中不可忽視的一環；但若台灣只剩下單邊依附，卻失去對中風險管理能力、失去區域談判槓桿、失去讓各方不得不重視台灣的能力，那麼即使口號喊得再響，最終仍可能在利益分配時被排除在門外。
台灣需要的不是空洞的友台幻想，而是重新找回戰略平衡能力。當我們沒有能力運用美中台三角創造談判空間、讓周邊國家理解忽視台灣必須付出成本時，所謂友好國家也不會自動把台灣放在眼裡。這才是日菲海域談判真正給台灣的警訊：失去戰略槓桿的國家，即使站在道理這一邊，也未必坐得上談判桌。
國際政治沒有永遠的敵人，也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需要被計算的利益。我們可以與美國友好，也可以與日本合作，但在主權與漁權議題上，台灣不能自我矮化，更不能讓他國習慣性地繞過台灣。
近期日本與菲律賓啟動「專屬經濟區邊界談判」，談判範圍與我國經濟海域高度重疊，卻完全排除台灣參與，形同在我方缺席的情況下單方面瓜分海洋權益，我國外交部第一時間卻表示「予以肯定」，引起輿論譁然，外界批評政府反應軟弱，甚至有「喪權辱國」之譏。
回顧馬政府時期，台灣在護漁議題上曾展現相當強硬的國家意志。2008年爆發日本保安廳艦艇衝撞我國海釣船的「聯合號事件」，在馬政府的堅持下，日方最終道歉賠償；2013年「廣大興28號」事件，菲律賓公務船射殺台灣漁民，馬政府採取包括制裁、派遣海空機艦強力護漁，迫使菲方正視台灣立場。2016年沖之鳥事件，日本在相關海域扣押我國漁船，馬政府同樣派出海巡艦艇與日本海上保安廳船艦在海上對峙。不可否認的是，當時台灣至少讓周邊國家清楚知道：漁權與海洋權益，不是可以繞過台灣私下處理的問題。
為何過去台灣面對周邊國家的海域爭議時，尚能展現一定程度的國家意志；如今面對日菲排除台灣、重畫海洋權益範圍，政府卻顯得左支右絀？問題的根源，是台灣在美中台戰略三角中的位置，已經發生根本性變化。
美中台戰略三角平衡，正是台灣外交自信的底氣。馬政府時期在護漁議題上的強硬態度，並不只是領導人個人性格或政治姿態，而是來自台灣仍保有戰略三角平衡下的迴旋空間。當時台灣一方面維持與美國的安全連結，另一方面透過兩岸關係相對和緩，保有與中國大陸之間的最低限度互動空間。這種平衡，使台灣在面對日本、菲律賓等周邊國家時，不必把所有外交籌碼都押在同一邊，也不必因為害怕破壞某種「抗中同盟」氣氛，而在自身權益上委曲求全。換言之，台灣的尊嚴不是來自對任何一方的依附，而是來自於它仍有能力在美中台三角之間保有迴旋，讓周邊國家在處理區域利益時，不能輕易跳過台灣。
這也正是戰略三角理論最能解釋今日困境之處。國際政治從來不是單線關係，而是權力互動的結構。今日台灣最大的戰略風險，在於政府將幾乎所有外交與安全想像，都壓縮到「對抗中國」這一條主軸之上。當對抗中國成為唯一優先，台灣面對日本、菲律賓等同屬美國印太戰略網絡中的國家時，就容易陷入不敢衝撞、不敢施壓、不敢翻臉的困境；因為任何對友盟國家的強硬表態，都可能被解讀為破壞抗中陣線、削弱印太合作，於是台灣只能不斷自我克制，甚至在自身海洋權益受到壓縮時，也只能選擇低調抗議、溫和表態。
這就是戰略失衡的代價。當台灣仍能同時維持對美安全合作、對中風險管理、對周邊國家利益談判時，台灣就具備戰略槓桿；但當台灣把自己完全放進美日菲抗中結構之中，卻又無法取得正式外交承認、制度性安全保證與實質談判席次，台灣反而會從戰略三角中的槓桿者，變成國際秩序中的配角。結果是，台灣對中國大陸可以高喊強硬，卻在面對日本與菲律賓瓜分海域利益時，顯得投鼠忌器、進退失據。這不是單一事件的軟弱，而是整體戰略失衡後，必然出現的外交姿態。
筆者曾赴日本進行軍事採訪，深知台日民間情感深厚，日本社會確實對台灣有好感，常在文化交流中展現真誠善意。問題在於，民間友好從來不等於官方承認，更不等於國家利益會自動站在台灣這一邊。很現實地說，日本官方並不承認我國政府，台灣在日本的代表機構，本質上仍是以民間組織型態運作。無論台日人民多麼親近，日本政府在外交文件、國際場合與正式協商中，仍必須把中國大陸因素放進國家利益的首要計算之中。
更別忘記，無論中日關係多麼緊張，日本也從未真正放棄維繫與中國大陸的關係。中日之間有歷史矛盾，有東海爭議，有安全競爭，但同時也有龐大經貿利益、區域穩定需求與外交溝通管道。日本可以在安全上依靠美國、在價值上親近台灣、在經濟上維持對中往來，這正是成熟國家面對現實利益時的多軌操作。相較之下，台灣若只把「日本友台」當成情感保證，而沒有看見日本也是一個以自身利益為最高原則的正常國家，那麼在關鍵時刻被排除於談判桌外，其實並不令人意外。
同樣的邏輯也適用於菲律賓。菲律賓面對南海壓力，需要日本與美國支持；日本則需要強化與菲律賓的安全合作，牽制中國大陸在第一島鏈與南海的活動。對日菲而言，海域劃界談判不只是漁業問題，更是印太安全布局的一環。當台灣無法在這個結構中提出足夠分量的戰略籌碼，又無法讓日菲忽視台灣必須付出代價，對方自然會優先處理彼此的安全與海洋利益，而不是主動把台灣放在談判中心。
因此，今日台灣最大的問題，不在於是否應該反日、反菲，甚至也不在於是否應該親美或親中。真正的問題是，台灣是否還有能力在大國與周邊國家之間創造自己的戰略空間。美國當然重要，日本當然重要，菲律賓也可能是台灣未來區域安全合作中不可忽視的一環；但若台灣只剩下單邊依附，卻失去對中風險管理能力、失去區域談判槓桿、失去讓各方不得不重視台灣的能力，那麼即使口號喊得再響，最終仍可能在利益分配時被排除在門外。
台灣需要的不是空洞的友台幻想，而是重新找回戰略平衡能力。當我們沒有能力運用美中台三角創造談判空間、讓周邊國家理解忽視台灣必須付出成本時，所謂友好國家也不會自動把台灣放在眼裡。這才是日菲海域談判真正給台灣的警訊：失去戰略槓桿的國家，即使站在道理這一邊，也未必坐得上談判桌。
國際政治沒有永遠的敵人，也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需要被計算的利益。我們可以與美國友好，也可以與日本合作，但在主權與漁權議題上，台灣不能自我矮化，更不能讓他國習慣性地繞過台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