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啟聖-致理科技大學專任教授
2025年7月26日，全台25件針對立法委員的罷免案同步投票，結果無一通過。民進黨原本寄望透過罷免行動鬆動國會結構、重挽政治主導權，卻慘遭全面潰敗。表面上國民黨似乎「全勝」，但實質上，這場罷免風波不僅揭露民進黨的政治誤判，也凸顯國民黨的制度失守與改革怠惰。更關鍵的是，司法的高度介入，雖貌似維護法治，實則造成中間選民的反感，成為壓垮罷免案的決定性力量。
首先，民進黨錯估民意是罷免失敗的根本原因。本次遭罷免者多為2024年初當選、2024年2月就任的立委，任期尚未過半，並未有嚴重失職或違法事證。罷免制度原設計為補正代議政治、讓選民有機會撤換失職者，然而民進黨卻將其操作為鬥爭工具，把正常的問政立委打成「中共同路人」，將政策對立升高為意識形態清算，讓許多中間選民無法接受。當罷免失去正當性基礎，社會自然以選票或冷漠作為反制。
然而，民進黨並非唯一該負責的角色。整起事件中，司法的過度介入反而讓罷免方反受其害。罷免連署階段爆出「抄名冊」與「冒用身分」等醜聞後，檢調快速啟動大規模調查、搜索連署據點、約談志工，甚至聲押部分發起人。表面上看，這是對違法行為的打擊，實際上卻是在客觀效果上壓制在野陣營的組織動員，如同替罷免方掃清障礙。
然而，這種高度政治正確的執法姿態，反而在中間選民中引發強烈反感。許多原本可能對被罷立委無特別立場的民眾，對於政府使用國家機器打壓在野支持者的行徑感到不安與反感。他們不見得會挺藍，但也不願配合這種「選邊站式的國家力量」，結果是罷免方不僅未得利，還因為過度打壓而流失民意支持。
至於國民黨，雖然全數被罷立委倖存，卻無理由欣喜。其一，多起罷免案連署爆出抄名冊、筆跡雷同、甚至已故者遭冒名的事件，暴露其基層紀律鬆散與監督失能。黨中央在第一時間未見果斷處置，只想低調過關，反映其對違法風險的漠視。其二，國民黨對罷免制度長年存在的「結構性荒謬」更是毫無作為。
目前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規定，罷免案成立須具備兩條件：第一，同意票數需大於不同意票；第二，同意票達選區選舉人總數的25%以上。聽起來門檻不低，但在制度邏輯上卻藏有重大漏洞：立委選舉採「相對多數制」，只要得票最多即可當選，實務上經常只需30%、35%選票便能進國會。然而，罷免卻是用「25%總選民」做門檻，實際上罷免票可能遠少於原當選票數，卻仍能讓立委下台，這種「少數罷免多數」的邏輯，根本顛覆了代議政治的基本精神。
而更令人無奈的是，國民黨作為第11屆立法院的最大黨，掌握多數席次，本有責任提出罷免制度的修正案，釐清正當性與保護民意代表的問政空間。但從2024年初當選至今，國民黨對此議題始終消極，任由制度缺陷繼續成為政治動員的工具。這不僅顯示其改革意志薄弱，也暴露其面對制度風險時的逃避心態。
總體來看，這場罷免案的慘敗，是民進黨操作過度、司法介入失準與國民黨怠於制度改革共同造成的結果。它不只是一次政治戰術的失利，而是對台灣民主制度本質的一次考驗。當制度被政黨工具化、當司法被視為打擊異己的手段、當最大在野黨拒絕承擔改革責任，人民所失去的，不只是一次選擇，而是對整體政治體系的信任。
政黨可以輸一場選舉，但不能輸掉誠信與制度責任。否則，無論罷免成功與否，人民最終都將明白：他們不是被代表，而是被利用。而這，才是真正的失敗。
2025年7月26日，全台25件針對立法委員的罷免案同步投票，結果無一通過。民進黨原本寄望透過罷免行動鬆動國會結構、重挽政治主導權，卻慘遭全面潰敗。表面上國民黨似乎「全勝」，但實質上，這場罷免風波不僅揭露民進黨的政治誤判，也凸顯國民黨的制度失守與改革怠惰。更關鍵的是，司法的高度介入，雖貌似維護法治，實則造成中間選民的反感，成為壓垮罷免案的決定性力量。
首先，民進黨錯估民意是罷免失敗的根本原因。本次遭罷免者多為2024年初當選、2024年2月就任的立委，任期尚未過半，並未有嚴重失職或違法事證。罷免制度原設計為補正代議政治、讓選民有機會撤換失職者，然而民進黨卻將其操作為鬥爭工具，把正常的問政立委打成「中共同路人」，將政策對立升高為意識形態清算，讓許多中間選民無法接受。當罷免失去正當性基礎，社會自然以選票或冷漠作為反制。
然而，民進黨並非唯一該負責的角色。整起事件中，司法的過度介入反而讓罷免方反受其害。罷免連署階段爆出「抄名冊」與「冒用身分」等醜聞後，檢調快速啟動大規模調查、搜索連署據點、約談志工，甚至聲押部分發起人。表面上看，這是對違法行為的打擊，實際上卻是在客觀效果上壓制在野陣營的組織動員，如同替罷免方掃清障礙。
至於國民黨，雖然全數被罷立委倖存，卻無理由欣喜。其一，多起罷免案連署爆出抄名冊、筆跡雷同、甚至已故者遭冒名的事件，暴露其基層紀律鬆散與監督失能。黨中央在第一時間未見果斷處置，只想低調過關，反映其對違法風險的漠視。其二，國民黨對罷免制度長年存在的「結構性荒謬」更是毫無作為。
目前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規定，罷免案成立須具備兩條件：第一，同意票數需大於不同意票；第二，同意票達選區選舉人總數的25%以上。聽起來門檻不低，但在制度邏輯上卻藏有重大漏洞：立委選舉採「相對多數制」，只要得票最多即可當選，實務上經常只需30%、35%選票便能進國會。然而，罷免卻是用「25%總選民」做門檻，實際上罷免票可能遠少於原當選票數，卻仍能讓立委下台，這種「少數罷免多數」的邏輯，根本顛覆了代議政治的基本精神。
而更令人無奈的是，國民黨作為第11屆立法院的最大黨，掌握多數席次，本有責任提出罷免制度的修正案，釐清正當性與保護民意代表的問政空間。但從2024年初當選至今，國民黨對此議題始終消極，任由制度缺陷繼續成為政治動員的工具。這不僅顯示其改革意志薄弱，也暴露其面對制度風險時的逃避心態。
總體來看，這場罷免案的慘敗，是民進黨操作過度、司法介入失準與國民黨怠於制度改革共同造成的結果。它不只是一次政治戰術的失利，而是對台灣民主制度本質的一次考驗。當制度被政黨工具化、當司法被視為打擊異己的手段、當最大在野黨拒絕承擔改革責任，人民所失去的，不只是一次選擇，而是對整體政治體系的信任。
政黨可以輸一場選舉，但不能輸掉誠信與制度責任。否則，無論罷免成功與否，人民最終都將明白：他們不是被代表，而是被利用。而這，才是真正的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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