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結構轉型，家庭價值跟著轉變，在台灣，大人面臨經濟和教養的雙重困境，這是台灣超過3萬戶高風險家庭的縮影，就怕孩子無法在自己的家庭安全的長大，一旦家庭的主要照顧者無力負擔孩子的食衣住行教育及醫療，社工就會開案追蹤，利用時間修復家庭面臨的問題。
這是一個低溫飄雨的寒流深夜，接近打烊的夜市夜色燈紅酒綠，為了生計，一家之主還在打拚，生活不易家長忙著賺錢，顧不了孩子，照顧的責任往往落在再上一代身上。
燈光爐火，伴隨客人的歌唱聲，鍋鏟起落飄出食物的香氣，阿媽經營的KTV茶室，4歲的柚子就在這樣的環境下長大，蓋著撿來的棉被，柚子安穩的入睡，在她的家，大人面臨經濟和教養的雙重困境，這是台灣超過3萬戶高風險家庭的縮影。
前進社區裡面的另一個高風險家庭，今天來到的案家，他們住在台北市的西門町，這一家三代同堂，家裡面還有2個小孩，像這樣子高風險社工得親自家訪，一天最多可能會跑3到4家。看到客人來家裡小朋友都會很開心，對大人來說，這是社工每個月固定的家訪時間，針對高風險家庭社工開案，關注焦點是家中18歲以下的兒少，問的問題也都繞著小孩打轉。
顧慮安全之外，這個社會更擔心家庭結構的複製，讓孩子長大落入社會的更底層，台灣從2004年開始，啟動高風險家庭的通報系統，以台北市為例，一旦獲報，社工得在10天內完成第一次訪視，30天內要做評估高風險家庭的指標，主要是照顧者對於孩子的食衣住行教育跟醫療，有風險之虞就會開案追蹤。
這一天，社會局的社工帶著物資，陪個案去接小孩放學，看到有客人，媽媽忙著煮晚飯給大家吃，混雜著各式配料的鹹粥，就是一家四口的晚餐。來自印尼的媽媽，嫁給相差20多歲的爸爸，當年違法居留沒有身分，生了孩子就是黑戶。
印尼籍媽媽小紅說，因為沒有健保，小孩子看病的時候幾乎都是自費的，然後醫院的護理師或旁人都會問，怎麼還不帶小孩子去打預防針、為什麼還沒有給他入戶籍，「他就說他們(小孩)是幽靈，我說『嗯，他們是幽靈沒有錯，跟他媽一樣』。」自責的眼淚，怪自己沒能給孩子一個完整的家。
瀕臨破碎的家庭，最後是社工出手相助，經過將近2年的奔走，讓黑戶寶寶跟媽媽取得合法的身分，能在台灣落地生根。台北市社會局專職社工師王菁菁說，社工要跟一個家庭建立關係，也希望可以讓這些家庭有一些些的轉變，但社工不是像神仙一樣降落這個家庭裡面，然後家庭立刻就改變，所以其實有時候服務1、2年都還算是正常的。
利用時間修復家庭面臨的問題，根據衛福部統計，將近3年來，全台高風險家庭的通報案數，從將近2萬5千戶增加到3萬戶，牽涉兒少人數多達4萬3千人，通報後經過評估，只有大約1/3會由社工開案服務，在台灣，2016年社工專職人員大約13589人，像菁菁這樣領有社工師執照的不到6千人，負責兒少福利的只有1289人，也就是說，平均一個社工要負責的案家就將近2、30戶。
王菁菁比喻說，這些家庭狀況像是一個孩子從樓上墜樓，家長沒接到，然後里長也沒接到，就是很多社區的資源單位沒有接到，最後一手其實是社工，有時候當然也覺得壓力很大，感覺好像社會賦予了社工很大的期待，「進入這個家庭，好像我們就要把不完美化為是完美，大家可以回頭想想看，我可以為他們做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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