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啟聖（資深媒體人）
本週六的白色恐怖秋祭慰靈大會即將於馬場町舉行，主辦單位將再度以「受難者」名義紀念吳石。新任國民黨主席鄭麗文將以政黨領袖身分站上這個象徵高度強烈的舞台。表面上，她以「國家人權與和解」作為出席理由；然而在更深的政治語境中，這一步清楚地顯示國民黨在歷史敘事上的再度失位，甚至是一種主動放棄。
首先必須回到史實。吳石案不是模糊不清的灰色事件，而是情報外洩的典型案例。依現有檔案，他在國防部任要職期間，長期向中共提供海防部署、兵力弱點、補給線路、指揮體系代號、人名冊與戰時應變等一級機密。雖然現存資料不足以精算洩密造成多少軍民傷亡，但在軍事史的分析框架下，此等級情報的外洩一向被視為足以動搖戰場態勢、提高部隊犧牲風險、削弱整體防衛能力的高危行為。換言之，吳石行為的性質不可能被簡化為單純政治案件。
然而島內近年的紀念工程並非單純的歷史梳理，而逐漸轉向單邊敘事：以「國家暴力」框架收攏所有政治案件，系統性淡化情報行為的危害，並藉由重新定義案件性質，進而重塑蔣介石在戰後國家建構中的角色。這不是自然形成的社會記憶，而是民進黨長期推動的政治敘事工程——其核心目的之一，即在削弱、甚至否定蔣介石在戰後體制中的正當性。
同一時期，國民黨派往大陸的敵後特工失事逾萬、殉職數千。許多人遭受酷刑、處決，最終埋入無名荒地。這批人既未有官方完整名冊，也未有制度化紀念，甚至連基本的補償都必須透過多年司法訴訟才能獲得。他們的犧牲，至今處於近乎「制度性缺席」的歷史狀態。在此背景下，國民黨主席於紀念共諜的儀式上率先表態，其政治訊號便不可能被視為單純禮節。
更關鍵的是鄭麗文本人的背景。她出身民進黨，熟稔民進黨如何以白色恐怖敘事重塑歷史——以普遍性的「國家暴力」概念涵蓋所有案件，將情報危害抽離並道德化，最終重新界定蔣介石與整個戰後體制的道德位置。她不可能看不見這套敘事邏輯所要達成的政治目的。因此，她的行為並非誤判，而更可能是一種自願的進入。
從政治分析角度來說，鄭麗文此舉不宜被視為迷惘，而應放在「兩岸政治重力場」中理解。對北京而言，能跨越藍綠敘事並重新定位自己者，往往更具政治價值；而對藍營內某些政治人物而言，這種象徵位置反而能累積獨特的「兩岸政治資本」。在此脈絡下，鄭麗文在馬場町的出席，也可視為另一層訊號：不是向民進黨靠攏，而是向北京遞出一種可被辨識的政治位置。
然而，這一動作對國民黨內部的歷史傷痕極為尖銳。國民黨曾承諾對殉職特工「從優撫卹」，卻多年未能兌現；歷任領導人亦未曾建立制度化追思；敵後特工的犧牲仍散落於荒塚與家庭記憶中，未被集體承認。
在這些責任未曾補課之前，黨主席卻率先在紀念對方密使的儀式中亮相，無論從哪個角度，都構成一種象徵性的價值倒置。政黨可以參與國家層級的和解紀念；但政黨不可以在未處理自身歷史的前提下，以對手的敘事為基礎重構自身價值。
若國民黨真心欲重建認同，起點不是馬場町的獻花，而是：建立敵後犧牲者名冊、完成補償、建構紀念牆、並由黨主席在固定日打造制度化追思。這些並非象徵性舉措，而是最低限度的制度責任。歷史的尊嚴不在於站在哪一邊，而在於能否正視被自己忽略的那一面。
當一個政黨連自己殉職者的名字都說不全，卻匆忙替對方密使點香，那不是寬容，而是自我放棄；不是和解，而是價值的位移。而一個放棄自身記憶的政黨，最終也無法期待外界為它保留任何記憶。
本週六的白色恐怖秋祭慰靈大會即將於馬場町舉行，主辦單位將再度以「受難者」名義紀念吳石。新任國民黨主席鄭麗文將以政黨領袖身分站上這個象徵高度強烈的舞台。表面上，她以「國家人權與和解」作為出席理由；然而在更深的政治語境中，這一步清楚地顯示國民黨在歷史敘事上的再度失位，甚至是一種主動放棄。
首先必須回到史實。吳石案不是模糊不清的灰色事件，而是情報外洩的典型案例。依現有檔案，他在國防部任要職期間，長期向中共提供海防部署、兵力弱點、補給線路、指揮體系代號、人名冊與戰時應變等一級機密。雖然現存資料不足以精算洩密造成多少軍民傷亡，但在軍事史的分析框架下，此等級情報的外洩一向被視為足以動搖戰場態勢、提高部隊犧牲風險、削弱整體防衛能力的高危行為。換言之，吳石行為的性質不可能被簡化為單純政治案件。
然而島內近年的紀念工程並非單純的歷史梳理，而逐漸轉向單邊敘事：以「國家暴力」框架收攏所有政治案件，系統性淡化情報行為的危害，並藉由重新定義案件性質，進而重塑蔣介石在戰後國家建構中的角色。這不是自然形成的社會記憶，而是民進黨長期推動的政治敘事工程——其核心目的之一，即在削弱、甚至否定蔣介石在戰後體制中的正當性。
更關鍵的是鄭麗文本人的背景。她出身民進黨，熟稔民進黨如何以白色恐怖敘事重塑歷史——以普遍性的「國家暴力」概念涵蓋所有案件，將情報危害抽離並道德化，最終重新界定蔣介石與整個戰後體制的道德位置。她不可能看不見這套敘事邏輯所要達成的政治目的。因此，她的行為並非誤判，而更可能是一種自願的進入。
從政治分析角度來說，鄭麗文此舉不宜被視為迷惘，而應放在「兩岸政治重力場」中理解。對北京而言，能跨越藍綠敘事並重新定位自己者，往往更具政治價值；而對藍營內某些政治人物而言，這種象徵位置反而能累積獨特的「兩岸政治資本」。在此脈絡下，鄭麗文在馬場町的出席，也可視為另一層訊號：不是向民進黨靠攏，而是向北京遞出一種可被辨識的政治位置。
然而，這一動作對國民黨內部的歷史傷痕極為尖銳。國民黨曾承諾對殉職特工「從優撫卹」，卻多年未能兌現；歷任領導人亦未曾建立制度化追思；敵後特工的犧牲仍散落於荒塚與家庭記憶中，未被集體承認。
在這些責任未曾補課之前，黨主席卻率先在紀念對方密使的儀式中亮相，無論從哪個角度，都構成一種象徵性的價值倒置。政黨可以參與國家層級的和解紀念；但政黨不可以在未處理自身歷史的前提下，以對手的敘事為基礎重構自身價值。
若國民黨真心欲重建認同，起點不是馬場町的獻花，而是：建立敵後犧牲者名冊、完成補償、建構紀念牆、並由黨主席在固定日打造制度化追思。這些並非象徵性舉措，而是最低限度的制度責任。歷史的尊嚴不在於站在哪一邊，而在於能否正視被自己忽略的那一面。
當一個政黨連自己殉職者的名字都說不全，卻匆忙替對方密使點香，那不是寬容，而是自我放棄；不是和解，而是價值的位移。而一個放棄自身記憶的政黨，最終也無法期待外界為它保留任何記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