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太陽花學運雖然是年輕世代主要領導，但其實活動當中，也展現四個世代的彼此對話，尤其是戰後嬰兒潮的「團塊世代」，也就是馬總統為代表，他們被視為社會權勢擁有者，出生時的社會環境，給了充足的機會，此時該反思，如何提攜1975年後的「崩世代」，負起串起世代的任務。
學運總指揮林飛帆(2014.03.22)：「您如果願意承諾，我們現在就可以來跟您對話。」
總統馬英九(2014.03.23)：「呼籲學生早日撤出立法院議場。」
立法院長王金平(2014.04.06)：「孩子們，回家吧。」
橫跨四個世代的台灣人，同在一場學運各自扮演要角，像王院長民國30年生，算戰前世代，馬總統1950年代，屬戰後嬰兒潮，日本又稱團塊世代，當年野百合總指揮范雲生於60年代，則是團塊二世，林飛帆、陳為廷這些7年級生，社會則出現「崩世代」之稱，而這次太陽花儼然重點還是，崩世代pk團塊世代。
中研院社研所助研究員林宗弘：「他們在價值觀點，還有就是對民主的立場上面，都有一些出入，4年級覺得理所當然，努力就能成功，可是到了6、7年級就會覺得，台灣現在社會流動，往上流的機會少，往下流的機會多，就是努力也不一定能成功。」
定義1975年後，40歲以下的青壯年都是這個族群，他們不像戰後出生的團塊世代，受大量美國文化愛國學潮洗禮，工作辛勤就能出頭，崩世代面對的是財團化、貧窮化、少子化循環危機，這次的反擊也在提醒這些位居要位的團塊世代，他們的社會責任。
中研院社研所助研究員林宗弘：「世代正義的調整也就是可能要對現在的財富擁有者，過低的一些租稅要來做一個提高，這樣子的話可以做一個所得重分配，把錢移到青年貧窮問題，現在如果說要促進青年，有一個社會向上流動的希望，其實還是要回頭來處理青年創業。」
汲取年輕人的力量來持續壯大自己，還是改變方式變成年輕人的力量，這是團塊世代的課題，但崩世代也別只怨環境怎麼改變自己，參與社會議題懂得思考善用創意，不少都展現在這場學運當中。
海基會前秘書長邱進益：「盛怕台灣對(大陸)經濟依賴度逐漸逐漸增加以後，政治傾斜會很快，使得他們(年輕世代)目前，坦白講心裡沒有準備好之前，可能會有這樣的憂慮焦慮感。」
但世代對話的鴻溝，海基會前秘書長則點出政治想法的分歧，因為學運雖然從程序正義發生，但不少外媒是把焦點放在兩岸關係，就怕利大於弊可能是大陸在政治上的企圖，路透社甚至說，學運揭露台灣在身分認同上的深刻分歧。
政治行銷專家李人豪：「(年輕世代)從小到大從來沒有一個統獨的議題，他們會認為他是個議題，而是一個非常自然而然認為台灣就是我的家鄉，它是有一個主權性的存在，不論是在政治上面經濟上面。」
是否分歧不得而知，但民眾對台灣身分認同感越來越高，從陸委會的調查就可略之一二，1992年認為我只是中國人的有25.5%，到了2011年只剩4.1%，但認為我只是台灣人的卻從27.6%上升到54.2%，成長三倍，有雙重認知的比例也下滑，當這樣的台灣意識，對上中國可能從經濟下手的政治問題，當權者如何處理真的得更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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