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28號，台北市街頭發生隨機殺童案，女童小燈泡被兇嫌王景玉當街殺害，2020年1月21號更一審宣判，高院合議庭再度判處無期徒刑，這已經是王景玉第三度逃過死刑。小燈泡的媽媽，也是新科立委王婉諭在辯論終結的時候說，身為被害家屬，無法承受兇手回到社會，希望法院判處死刑，這個訴訟中表達的心願跟想法，這回恐怕還是落空。
不判死刑的理由很簡單，一審士林地院認為，不得對精神障礙者判處死刑，所以被判無期徒刑；二審高院認為，王景玉因為罹患思覺失調症，依法可以減刑，一樣判無期，附加刑後監護五年；這個案件一度被最高法院撤銷發回。高院更一審找來中央警大犯防系教授沈勝昂替王景玉做精神鑑定，結果顯示王景玉如果出獄回家，沒有穩定服藥有可能會再犯，合議庭認為，王景玉如果日後穩定服藥，搭配心理輔導，有機會改善病情，還有教化可能，還是判免死。
從判決可以看出，承審法官認為王景玉的教化可能建立在穩定服藥與持續就醫。過去的他罹患精神疾病，父母不讓他就醫，朋友曾經打電話或是要去家裡關心，王景玉的父親都會斷然拒絕，只是給他錢，叫他去買春。有精神疾病患者的家庭幾乎都這樣，因為自己或家屬害怕遭受歧視，抗拒就醫或不願意讓其他人知道，導致病情惡化難以控制行為，往往等到犯案後才被發現罹患精神疾病很長一段時間，甚至已經不是第一次犯案。
精神疾病的污名，就像是侵蝕社會的慢性病，我們始終沒學會如何面對。王景玉的案例提醒著我們，當疾病牽涉犯罪，既病且犯的個案日益增加，社會做好準備了嗎？
根據衛福部統計，截至2019年6月，全台思覺失調症患者超過15萬人，平均一年健保花費高達127億，已經進入前十大最花錢的疾病排行榜，而台灣評鑑合格的精神科醫院從北到南只有12家，要負擔全台個案，恐怕力猶未逮。而同一年全台監獄中罹患精神疾病受刑人大約2800人，只有台中及桃園有精神病監專區，收容員額約百人，超過九成的精神疾病受刑人，關押在一般監獄，護理師跟收容人比例平均是1比80，服刑期間能否得到周全的治療是一大難題。
倘若不判死刑，目前台灣並沒有不得假釋的終身監禁，平均25年這些嫌犯就有可能重獲自由，重點在於出去之後。看看其他國家，英國、德國、加拿大、美國都以不得假釋的終身監禁搭配無期住院治療，成立司法精神監獄附設醫院，作為配套措施，對於罹患精神疾病的嫌犯能否回歸社會，不少國家擁有嚴格的審核及評估機制，對病人的要求比一般人更嚴格，國人並不擔心所謂的再犯風險，以此確保個案人權及兼顧治療和社區服務，降低社會隱憂及再犯風險。
在王景玉不判死刑之後，既然連承審法官都認為，重大個案需要持續不斷的治療跟穩定追蹤，才能降低再犯風險，那該交給誰來治療？誰來追蹤？目前刑法附帶刑後監護處分，把這道難題扔到醫護人員身上，在醫療資源力猶未逮的情況下，我們如何把再犯機率降到最低？在愈來愈多嫌犯獲判免死的情況下，這是台灣社會安全網絡急需填補的疏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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