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洪財隆
【台灣銀行家】
經濟安全、公平、成長的探索之旅 經貿政策安全化 倡議符合台灣所需
「安全、公平、成長」三者並重，對台灣來說，是重要的經濟課題，「台美21世紀貿易倡議」已正式啟動談判，雖然目前並未納入關稅減讓等市場開放內涵，更多的則是法規管制與數位貿易等治理議題，但仍符合台灣之所需。
人類的主要關懷不外安全、公平和經濟成長（效率、治理、繁榮）這三大主軸，台灣也不例外。至於這三大主軸的優先順序，不同時代迭有變更，絕非一成不變，尤其是疫情爆發、俄烏戰爭，以及中國在習近平統治下，對內集權，對外擴張，日益成為區域和台海和平穩定的最大威脅之後，安全關切更勝以往。所謂安全，廣泛而言，也包括個人和家庭層次的經濟不安。
有鑑於自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除了對生命造成巨大損失之外，更是重創經濟活動。咸認政府應對公衛防疫等重大風險有所準備，以打造更安全、更能承受衝擊的韌性社會（Resilient Society）。
如今，公共衛生、國家安全，以及經濟韌性，大家莫不琅琅上口。作為生存和發展前提的安全議題，逐漸凌駕經濟效率和成本考量，態勢更是明顯。毫無疑問，絕大多數人都會想繼續生活在自由開放的社會。
話說回來，一個國家如果因安全考量而導致生產效率持續低落，甚至忽略經濟建設和組織效能及其治理品質，長期來說也會拖累國力，而且也不再安全。所謂經濟或供應鏈韌性，核心精神即在於如何因應此一挑戰。
友岸生產 將製造分散至友好且可信賴國
此外，透過聰明的經濟管制（Regulation）和治理（Governance）來提升生產力、提供國家發展所需的基礎建設（含數位化），以及從事所得重分配，促進社會公平並確保人性尊嚴，才是現代國家比較擅長的領域，而且角色無可替代。
根據201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提洛爾（Jean Tirole）的說法，當代政府的經濟角色主要有：政府採購、立法與行政、金融監督與其他管制、簽署國際經貿協定，以及作為市場裁判（Referee of Markets）。這裡的市場裁判尤指透過競爭法機關（即公平會）之執法，發揮規範市場的功能。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C。亦即從汽車鑰匙到飛彈，乃至人工智慧（AI）和大數據，現在很多產品都已不可或缺的晶片（Chips）。而晶片之設計、製造、封裝和測試，就是半導體產業。
1990年代中葉，隨著冷戰結束，通訊技術進步和經貿自由化，全球化現象蔚為風潮並成為流行語彙。相較於之前的國際化，全球化承載意涵更廣，包括經濟、政治、文化和軍事諸多面向，其中以貿易和跨國資本移動（外人直接投資與金融資本）的成長幅度和速度最為驚人，並成為主要特徵。
「離岸生產」（Offshoring）或跨國生產分工，可說是當時最流行的主題，既隱含生產基地轉移或產業外移，並讓供應鏈或價值鏈橫跨各大洲。相近的作法則是「鄰岸生產」（Nearshoring），在鄰近國家或同一時區從事生產。
然而，產業外移不僅會引發產業空洞化的疑慮，並產生大規模失業，不少國家開始鼓勵部分製造業回流（Reshoring）或「在岸生產」（Onshoring）。晚近則由於美中貿易戰和疫情爆發，更強化此一政策力道。
經貿政策帶有工具性價值
除了提升經濟福祉此一內在價值之外，經貿政策也帶有工具性價值。2022年2月24日俄羅斯大舉入侵烏克蘭，西方國家立刻迅速地對俄羅斯進行極其嚴厲的貿易和金融制裁。然而，在俄烏戰前，歐盟國家大約有4成天然氣需求依賴俄羅斯供應，雙方經貿關係並不對稱，以致經濟制裁的成效大打折扣。相較於俄羅斯，中國的貿易結構特色則是「兩頭在外」（消費市場、中間零組件與原物料），和西方國家的經貿關係大致對稱，相互依賴甚深。此一貿易結構必然也會讓中國對外的軍事行動產生牽制作用。
走向世界 對外開拓生存空間
經濟學大師克魯曼（Paul Krugman）說，「貿易主要還是鄰居現象」，因為貿易分工離不開地理距離和運輸成本，尤其是經濟規模龐大而且快速崛起的鄰居，一如中國，更容易成為台灣的「天然貿易夥伴」。另就兩岸之間的經貿協議來說，如果說這些協議對台灣完全沒有幫助、甚至有害，並不公允。但以「海運協議」為例，由於兩岸行政體制與管制模式的差異，我方偏向「報備制」，中方則採「許可制」，所以看似內容對等的協議，實際執行之後便知，台灣無論是在商業利益或國家主權方面，都吃了極大悶虧。
這種議約模式和實際執行將對台灣不利的問題，一直要到後來的服貿協議才被真正發現，並引爆318太陽花運動。原因無他，在於服貿涉及人民的日常生活，經驗直覺會告訴人們哪裡不妥，並不需要太高深的學理。
根據歐洲經濟整合經驗，貨品、服務、資本、勞工之移動能力，統稱為「四大移動自由」。其中，貨品和服務構成商品市場，資本和勞工則歸類為生產要素市場。愈往後面的經濟整合程度愈深，雖然預期利益愈大，但雙方所需的制度調和條件及調整成本也都愈高，政治上也因此更加敏感。
服貿若未被擋 北京對台等同「登堂入室」
服貿協議的內容涵蓋台灣各行各業，例如醫院、印刷出版、洗衣店、汽車保修、停車場、旅館經營、中西藥批發、美容美髮、社會福利機構、殯葬業等，從食衣住行育樂到生老病死統統都在內。乃至電信、地質探勘、港口水文偵測等涉及國家安全的基礎建設，也不放過。更麻煩的是，服貿將使得中資和部分白領勞工，慢慢進駐「台灣社區巷弄」之中。
事後來看，如果當年服貿沒被擋下來，北京對台灣就如同登堂入室。所謂「用買的比較便宜」，恐怕就不會只是一句口號而已。
近來兩岸關係又有新局面，中國軍機、航艦更是環島軍演、頻頻越過台海中線，改變「現狀」（Status Quo）的企圖昭然若揭。曾跟一位朋友討論一個問題：是這種直接威脅的時刻比較危急，還是當年中國的對台懷柔政策比較厲害？
答案恐怕是見仁見智吧，但至少現在大家普遍都有警覺。尤其是在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之後，中國共產黨的權力邏輯和真面目，更是逐漸水落石出。
台灣應積極對外尋求貿易協定簽署機會
隨著數位經濟時代的來臨，健全產業發展已經更加仰賴智慧或無形資產、國內經濟治理品質和人才培育；加上地緣政治多所緊張，以及新冠肺炎疫情推波助瀾，不僅全球化稍見退卻，透過少數國家之間的談判協商以降低彼此關稅，或取得更優惠市場進入條件的傳統區域主義（即FTA），也都逐漸式微。
時至今日，雖然FTA風潮已過顛峰，但台灣仍應積極對外尋求貿易協定之簽署機會。新近傳來「台美21世紀貿易倡議」已正式啟動談判的好消息，雖然此一貿易倡議目前並未納入關稅減讓等市場開放內涵，更多的則是法規管制與數位貿易等治理議題，在我看來剛好符合台灣之所需。〔本文摘自甫出版的《隱藏的說客：一名經濟學家與台灣經濟安全、公平、成長的探索之旅》（衛城出版社），作者洪財隆為公平交易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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