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種關於權力如何在知識中實踐的說法：Knowledge is Power。這並非「知識就是力量」般的老套話，而是指裁定「甚麼是正常、正確」的能力就是權力的實踐。這種權力是可以令人內化行事標準，並且令自己馴服、規範於這種定義下。「不戰而屈人之兵」是戰法最高境界，規範的作用正是在不使用實質暴力、減低政權的正當性之下，做出比暴力鎮壓同樣、甚至更強大的維穩功能。
以往這種規訓多是圍繞著監獄而建立，並由法庭、學校、醫院、傳媒等機關延伸出去。當專制政權判斷了一種行為，例如要求民主化是錯誤時，它的首要目的是確保讓發聲的人被鎖進監牢，透過監牢的監視、枯燥甚至折磨去「淨化」該人的心靈，達至「自我規訓」的效果。法庭要配合監獄的需求，調整自己的判案準則，務求將目標鎖進監獄。同樣地，學校要有洗腦教育甚至舉報問題學生、醫院要配合政府需要，掩飾一切因為刑求或虐待的痕跡……這種以「規訓」為中心的制度，是專制政權掌握權力的重要支柱。
中共便很擅長透過意識形態宣傳，去搶佔這種「輿論陣地」。例如當中共定義了「擁護政權、穩定發展」是正確的，便會透過傳播機器去進行「洗腦」，指出上訪、遊行、示威是「顛覆國家政權」的錯誤思維，醫院指囚犯是「被自殺」或者出獄時「精神健康良好」，學校會指責這些人「搞亂社會」。在這個「監獄群島」發揮功效時，人們便傾向自我約束，權力便形成了思考的枷鎖，並引導人們去譴責這些「錯誤的」行為。
但中國這個政權進化的速度，實在比大多人預想的快。數位極權（digital authoritarianism）的興起使極權國家更容易掌握國民動態，以往在1984、靠電視上的鏡頭監控已是非常落伍，現在一部手機中的定位、紀錄功能已可以曝露個人的大部份資訊，方便監控。中國密鑼緊鼓發展個人識別系統、5G高速傳訊等，亦是有著協助監察及控制的強烈政治企圖。而這個「馴化」國民的系統已非以往般圍繞著監獄而建，而是更大、更廣以及更貼近個人生活的「社會信用系統」。
相信大家消化過一些關於社會信用系統的資料，而在可預見的將來，這個系統只會發展得愈來愈「完善」，並慢慢添加更多的規管。「社會信用系統」的本質就是赤裸裸的權力實踐：透過對低分的國民實施懲罰、高分的國民提供獎勵，榜單中行為的評分將會漸漸潛移默化成為人們心中的善惡判準，並防止他們實踐「扣分」的行為。而這種制度的暴虐本質是相對隱含的：衝紅燈、偷竊、打鬥等犯罪行為是會導致扣分，這些是相對公正的道德判斷，但維權記者、律師被砌辭濫告入獄，或甚沒有正當理由被扣分後，他們便會面對同樣「低分」的狀態，接受旁人對「罪犯」般的冷眼批評。無法買機票火車票、無法買車、求職時會直接被大公司刷掉，甚至「連坐法」至你的子女無法上私立學校……你的分數會被示眾並羞辱，政府鼓勵互相監控，加上林林總總生活上的約束，正是將監獄馴化囚犯的功能擴展至全社會，並以科技協助將影響調至最大。
假如社會信用系統落實到香港運作，政權首先必然要清掃所有亦具備「獨立意志」、「專業價值」的權力媒介，例如法庭、學校、醫院等等，因為缺乏這些機關的配合以及掩護，例如學校不幫忙大力支持信用評級的評分表、法庭不審判評級列為「扣分」的行為等等，是無法令「信用評分」等於「善惡標準」的知識成為主流論述。一旦市民不承認信用評級的評分標準，即使當中隱含著眾多的懲罰，依然無法達成「維穩」的功用，反而會使社會日益動盪、增加管治成本。
因此，假如評分系統要落戶香港，對公民社會的大掃盪是必不可少，亦會在我們的眼皮底下發生。要阻止這種狀況，不單止要更認識到評分糸統的邪惡，更要保住公民社會獨立於政權外、捍衛各自界別的專業價值，亦要有意識地抵制、杯葛任何協助中國構建信用評級的科技公司。現時在科學園、數碼港協助中國發展天眼、識別、AI系統的公司多如牛毛，政府用以自吹自擂的「AI創科優勢」正是食正對中國維穩輸出的科技需要（中國「天眼」人臉辨認技術來自香港的商湯科技，獲得阿里巴巴融資，估值351億，成為全球最大AI獨角獸）。
在整場反送中運動中，香港人不單抵抗到惡法襲來，更令各人意識到公民社會、尤其是傳媒茁壯對民主運動的重要性，眾多獨立新聞機構都得到市民熱烈支持。鞏固公民社會正正是抵禦「馴化工程」的橋頭堡，在運動中勇於發聲的醫生（組織）、教師（工會）等等都需要社會上的支持。只有成熟而在公眾建立到威望以及形象的公民社會，才有力量重奪「何為正義、何為正確」的話語權，並由此反攻政府的威望和威信。對福柯而言，權力並非僵固且單向，而是多維和流動的，因此手執軍事武力的政府都可以在輿論、意識形態的戰線上淪為弱勢一方，從而被逼退讓。
戰事尚未完結，經歷過動蕩的六月，大概只是漫長戰役的開頭。接下來，我們每一位都要披甲上陣，在各自的崗位「搏盡」。在牆外的這邊，我們奮力地爭取免於恐懼的自由；在牆的另一面，恐怕只剩下免於自由的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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