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黃清龍（信民兩岸研究協會理事長、獨立媒體人）
上個月底中國多地接連爆發「白紙運動」，被看成是1989天安門民運以來最大抗議潮；但不到一週就在12月2日，成都、廣州、天津、北京、重慶等五個爆發抗爭城市先後發布放寬措施，情勢迅即翻轉，眼看運動已是後繼無力。
這場運動的原始出發點，既是為了抗議不科學、不合理的防疫措施，那麼不到一週就迫使官方改弦更張，自然不能說它是失敗的，至少其階段性任務已經達成。
但許多人原本對它寄予更高期望，尤其看到上海的抗議者喊出了習近平和共產黨下台的口號，莫不希望抗議風潮能夠衝擊習近平的獨裁統治，改變中國的現狀。如果就這樣嘎然而止，船過水無痕，想必會讓許多人感到失望。
然而倘拉長時間，從過去十多年發生的幾件大型抗議事件來做比較，「白紙運動」最終的草草收場，卻是完全可以預期的。這既是中共政權的本質所致，也與中國社會的實況有關。
自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中國爆發的大型抗議事件如1999年萬名法輪功信眾包圍中南海，2007年廈門市反對PX項目事件（廈門PX事件），2011年遼寧大連反對PX項目遊行（大連PX事件），2011年開始的廣東省汕尾市陸豐市烏坎村事件，以及2018年深圳佳士工潮事件，都曾引起海內外的高度關注，最後都在中共的軟硬兼施下無疾而終。
上述的群眾抗議運動，都有一個顯著的訴求議題，如環境汙染、勞工權益或土地徵收不公等，好處是容易凝聚有同樣問題的群體，缺點則是無法橫向拓展到其他議題。在消息閉鎖的環境下，對絕大多數的中國人來講，更多人是抱持事不關己態度。
這次的「白紙運動」性質不同，引發抗議的核心原因，是出於不滿防疫政策帶來對生活的不便，對生命的不尊重，而產生對「動態清零」的不滿。由於事件起因具廣泛性，使其能引發普遍共鳴，但無主體性組織又讓它流於只是意見表達，一旦防疫政策鬆綁，大部分人生活回歸到相對正常的水平，抗議的訴求自然就煙消雲散。
自六四民運事件之後，中共政權從大小不同程度的抗議中，早已練就應對群眾事件的功力。像「白紙運動」這種突發性事件，是因人們不滿長期的清零封控而引發，事先沒有明確的行動計畫和目標，人們只是借烏魯木齊的火災事故，宣洩和表達對政府抗疫過頭的憤怒，本來就不能寄望過高。
根本原因在於中國並不存在真正的反對勢力，在沒有組織、沒有綱領、沒有明確政治訴求之下，任何再正當的抗議行動，都很難真正形成對極權體制的威脅。
作為對照，南韓和台灣的民主化能夠成功，美國因素（所謂外來勢力）雖是重要原因，但最重要是兩地長久以來都有反對運動勢力，持續向威權政府進行合法性挑戰，並在轉型時提供人民另一選擇。這些在當今中國社會完全付之闕如，民主自由也不是此刻大多數中國人的追求目標。在這種情況下，「白紙運動」能在不付出過大代價，達到督促各地政府改善嚴酷且失序的防疫亂象，已屬難得。
儘管如此，從它引發的廣泛關注和對民眾人心的影響看，此事多少讓習的權威和領導力受創。但習近平不會就此放棄清零。原因除了客觀條件欠缺—中國疫苗效果不佳、老人施打疫苗不夠、社會群體免疫力不具備之外，最主要是清零政策是他所一手拍板的，放棄清零代表決策錯誤，將影響他的政治威信。
何況正當大陸逐漸鬆綁防疫措施之際，保守派已經開始發動輿論攻勢，形容放鬆如洪水滔天，不可不慎，並稱新冠疫情是境外「單向的生物攻擊」，核酸檢測則是「最後的屏障」。這些左傾保守勢力，在習近平掌權下日益猖狂，讓他有理由繼續清零下去。
因此習政府雖放寛了一些限制措施，甚至在一些地方取消了原有的封控，但這些暫時軟化手段，絕不等於放棄整個清零政策。因為對他來說，一旦讓步就可能失去控制，那是威脅到政權存亡的大事。
本文為作者評論意見並獨家授權刊登，不代表TVBS立場，版權所有，未經許可請勿引用，以免侵權。
上個月底中國多地接連爆發「白紙運動」，被看成是1989天安門民運以來最大抗議潮；但不到一週就在12月2日，成都、廣州、天津、北京、重慶等五個爆發抗爭城市先後發布放寬措施，情勢迅即翻轉，眼看運動已是後繼無力。
這場運動的原始出發點，既是為了抗議不科學、不合理的防疫措施，那麼不到一週就迫使官方改弦更張，自然不能說它是失敗的，至少其階段性任務已經達成。
但許多人原本對它寄予更高期望，尤其看到上海的抗議者喊出了習近平和共產黨下台的口號，莫不希望抗議風潮能夠衝擊習近平的獨裁統治，改變中國的現狀。如果就這樣嘎然而止，船過水無痕，想必會讓許多人感到失望。
然而倘拉長時間，從過去十多年發生的幾件大型抗議事件來做比較，「白紙運動」最終的草草收場，卻是完全可以預期的。這既是中共政權的本質所致，也與中國社會的實況有關。
上述的群眾抗議運動，都有一個顯著的訴求議題，如環境汙染、勞工權益或土地徵收不公等，好處是容易凝聚有同樣問題的群體，缺點則是無法橫向拓展到其他議題。在消息閉鎖的環境下，對絕大多數的中國人來講，更多人是抱持事不關己態度。
這次的「白紙運動」性質不同，引發抗議的核心原因，是出於不滿防疫政策帶來對生活的不便，對生命的不尊重，而產生對「動態清零」的不滿。由於事件起因具廣泛性，使其能引發普遍共鳴，但無主體性組織又讓它流於只是意見表達，一旦防疫政策鬆綁，大部分人生活回歸到相對正常的水平，抗議的訴求自然就煙消雲散。
自六四民運事件之後，中共政權從大小不同程度的抗議中，早已練就應對群眾事件的功力。像「白紙運動」這種突發性事件，是因人們不滿長期的清零封控而引發，事先沒有明確的行動計畫和目標，人們只是借烏魯木齊的火災事故，宣洩和表達對政府抗疫過頭的憤怒，本來就不能寄望過高。
根本原因在於中國並不存在真正的反對勢力，在沒有組織、沒有綱領、沒有明確政治訴求之下，任何再正當的抗議行動，都很難真正形成對極權體制的威脅。
作為對照，南韓和台灣的民主化能夠成功，美國因素（所謂外來勢力）雖是重要原因，但最重要是兩地長久以來都有反對運動勢力，持續向威權政府進行合法性挑戰，並在轉型時提供人民另一選擇。這些在當今中國社會完全付之闕如，民主自由也不是此刻大多數中國人的追求目標。在這種情況下，「白紙運動」能在不付出過大代價，達到督促各地政府改善嚴酷且失序的防疫亂象，已屬難得。
何況正當大陸逐漸鬆綁防疫措施之際，保守派已經開始發動輿論攻勢，形容放鬆如洪水滔天，不可不慎，並稱新冠疫情是境外「單向的生物攻擊」，核酸檢測則是「最後的屏障」。這些左傾保守勢力，在習近平掌權下日益猖狂，讓他有理由繼續清零下去。
因此習政府雖放寛了一些限制措施，甚至在一些地方取消了原有的封控，但這些暫時軟化手段，絕不等於放棄整個清零政策。因為對他來說，一旦讓步就可能失去控制，那是威脅到政權存亡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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