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意圖／TVBS
日本#MeToo第一槍，我賭的是誰會相信我
身為記者的受害者「伊藤詩織」於2013年遠赴紐約攻讀學位並結識了「山口敬之」，山口是日本媒體圈內“位高權重”的大人物，時任東京電視台華盛頓分社社長，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私交甚好。
伊藤在對方的承諾下期待能得到媒體報導的工作機會，兩人相約居酒屋用餐，席間伊藤開始察覺身體的不適感，意識也逐漸模糊，平日酒量相當好的她幾乎可以確定自己被下藥了。等到她再次恢復意識，她已是全裸的躺在飯店床上，可怕的是山口竟然跨坐在她身上。
然而山口的證詞完全否定了自己的惡行：「妳從廁所出來之後，還很正常地說喝太多了，就自己爬上我的床。」
伊藤決定現身露面指控山口，成為日本有史以來，第一位公開長相、以本名告發職場上的職權性侵的女性。這則報導釋出後，她收到大量匿名謾罵、人身恐嚇、家人的照片被發布到網路上，當時日本主流媒體甚至調侃伊藤，說這一切是她為了獲取工作的手段，更提醒男性要小心成為這種女性的獵物。
開出日本#METOO第一槍後，她發現無處容身的是受害的自己，最後也因為輿論與人身安全而被迫搬離日本。
即使是小蝦米對上大鯨魚，也要奮力一搏，尋求真實與正義。
2015年伊藤向警視廳諮詢，高輪警察署在月底以準強姦嫌疑受理了告訴狀，開始搜查。6月初雖然發行了逮捕狀，但當時的警視廳刑事部長卻在準備於成田機場逮捕山口前際，下達了停止命令。之後再經過1年4個月左右的調查之後，東京地檢署以嫌疑不充足為由判決不起訴。
2017伊藤向審查會提出了再審要求，並以「詩織」這名字出席召開了記者會。而山口則於自己的臉書社群上反駁「自己從未觸法」。
即便再次審理，檢查審查會仍決議不起訴。
兩次刑事訴訟皆不起訴，2017年9月，以非自願性行為而承受精神上的壓力與痛苦，伊藤向山口提起民事訴訟，求償1100萬。同年12月，舉行第一次民事訴訟第一次口頭辯論。
尋求正義的過程，面對的是一個個開啟不了的黑箱
在承受巨大精神壓力的同時，為喚醒社會大眾對於性暴力的意識，更為控訴日本社會在處理性暴力的冷漠應對，伊藤以本名出版了這本《黑箱：性暴力受害者的真實告白》，意圖向大眾傳達強暴受害者在權力傲慢的壓迫下，還得面對法律及社會體制的不足──也就是Black Box──的殘酷真相。
一場不可饒恕的性侵案，就此變成了密室事件，尋求正義的過程，面對的是一個個開啟不了的黑箱，以及她在提出強姦被害與起訴狀後所遇到的司法及媒體高牆，全都記述在本書中。
有多少加害人仍在大眾的默許下逍遙法外？
全球各地如火如荼的「#METOO」運動，對比歐美國家，亞洲地區的熱度安靜了許多，尤其是台灣的聲音又更小。台灣仍舊存在性別歧視文化和結構困境，女性在家庭、社會、職場上仍相對弱勢，加上檢討受害人的風氣，很難讓人勇敢說出遭遇。
根據台灣人力銀行統計，有6成8女性在職場遭遇過性騷擾，以有意的碰觸、言語騷擾比例最高，發生性騷擾的地點以辦公空間最多，且高達4成6的當事人會選擇隱忍。勞動部於2018/03/08公布的調查，女性受僱者最近一年在工作場所有遭受性騷擾占4.4%，高於男性的0.4%。而在受到職場性騷擾女性中，只有33.4%會提出申訴。
而據法務部於2017年的統計，全國目前約有480名性侵通緝犯在外趴趴走不知去向，也顯現出司法體制上的漏洞。
不論是在職場、校園、家庭，社會上仍處處存在許多細微、隱而不顯的性別分工、性別歧視和性暴力。近期也屢屢發生各種性暴力的醜聞事件，議員家暴妻子、導演性侵助理、肉丸爸痛毆妻兒…等，更有政治人物在公開場合失言，言語中不經意流露出的物化、歧視和性別刻板印象，也正反映了台灣性別平等教育的匱乏。
正如伊藤所說，《黑箱：性暴力受害者的真實告白》的出版並不是去敘說「已經發生的事」，而是關於未來的行動，如何才能避免發生？若不幸發生，該怎麼做才能得到幫助？
※本文由《高寶書版》授權，節錄自：【黑箱：性暴力受害者的真實告白】一書，未經同意禁止轉載。
本文為作者評論意見並授權刊登，不代表TVBS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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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記者的受害者「伊藤詩織」於2013年遠赴紐約攻讀學位並結識了「山口敬之」，山口是日本媒體圈內“位高權重”的大人物，時任東京電視台華盛頓分社社長，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私交甚好。
伊藤在對方的承諾下期待能得到媒體報導的工作機會，兩人相約居酒屋用餐，席間伊藤開始察覺身體的不適感，意識也逐漸模糊，平日酒量相當好的她幾乎可以確定自己被下藥了。等到她再次恢復意識，她已是全裸的躺在飯店床上，可怕的是山口竟然跨坐在她身上。
然而山口的證詞完全否定了自己的惡行：「妳從廁所出來之後，還很正常地說喝太多了，就自己爬上我的床。」
伊藤決定現身露面指控山口，成為日本有史以來，第一位公開長相、以本名告發職場上的職權性侵的女性。這則報導釋出後，她收到大量匿名謾罵、人身恐嚇、家人的照片被發布到網路上，當時日本主流媒體甚至調侃伊藤，說這一切是她為了獲取工作的手段，更提醒男性要小心成為這種女性的獵物。
開出日本#METOO第一槍後，她發現無處容身的是受害的自己，最後也因為輿論與人身安全而被迫搬離日本。
即使是小蝦米對上大鯨魚，也要奮力一搏，尋求真實與正義。
2015年伊藤向警視廳諮詢，高輪警察署在月底以準強姦嫌疑受理了告訴狀，開始搜查。6月初雖然發行了逮捕狀，但當時的警視廳刑事部長卻在準備於成田機場逮捕山口前際，下達了停止命令。之後再經過1年4個月左右的調查之後，東京地檢署以嫌疑不充足為由判決不起訴。
2017伊藤向審查會提出了再審要求，並以「詩織」這名字出席召開了記者會。而山口則於自己的臉書社群上反駁「自己從未觸法」。
即便再次審理，檢查審查會仍決議不起訴。
兩次刑事訴訟皆不起訴，2017年9月，以非自願性行為而承受精神上的壓力與痛苦，伊藤向山口提起民事訴訟，求償1100萬。同年12月，舉行第一次民事訴訟第一次口頭辯論。
尋求正義的過程，面對的是一個個開啟不了的黑箱
在承受巨大精神壓力的同時，為喚醒社會大眾對於性暴力的意識，更為控訴日本社會在處理性暴力的冷漠應對，伊藤以本名出版了這本《黑箱：性暴力受害者的真實告白》，意圖向大眾傳達強暴受害者在權力傲慢的壓迫下，還得面對法律及社會體制的不足──也就是Black Box──的殘酷真相。
一場不可饒恕的性侵案，就此變成了密室事件，尋求正義的過程，面對的是一個個開啟不了的黑箱，以及她在提出強姦被害與起訴狀後所遇到的司法及媒體高牆，全都記述在本書中。
有多少加害人仍在大眾的默許下逍遙法外？
全球各地如火如荼的「#METOO」運動，對比歐美國家，亞洲地區的熱度安靜了許多，尤其是台灣的聲音又更小。台灣仍舊存在性別歧視文化和結構困境，女性在家庭、社會、職場上仍相對弱勢，加上檢討受害人的風氣，很難讓人勇敢說出遭遇。
根據台灣人力銀行統計，有6成8女性在職場遭遇過性騷擾，以有意的碰觸、言語騷擾比例最高，發生性騷擾的地點以辦公空間最多，且高達4成6的當事人會選擇隱忍。勞動部於2018/03/08公布的調查，女性受僱者最近一年在工作場所有遭受性騷擾占4.4%，高於男性的0.4%。而在受到職場性騷擾女性中，只有33.4%會提出申訴。
而據法務部於2017年的統計，全國目前約有480名性侵通緝犯在外趴趴走不知去向，也顯現出司法體制上的漏洞。
不論是在職場、校園、家庭，社會上仍處處存在許多細微、隱而不顯的性別分工、性別歧視和性暴力。近期也屢屢發生各種性暴力的醜聞事件，議員家暴妻子、導演性侵助理、肉丸爸痛毆妻兒…等，更有政治人物在公開場合失言，言語中不經意流露出的物化、歧視和性別刻板印象，也正反映了台灣性別平等教育的匱乏。
正如伊藤所說，《黑箱：性暴力受害者的真實告白》的出版並不是去敘說「已經發生的事」，而是關於未來的行動，如何才能避免發生？若不幸發生，該怎麼做才能得到幫助？
※本文由《高寶書版》授權，節錄自：【黑箱：性暴力受害者的真實告白】一書，未經同意禁止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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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時間：2019/03/05 1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