駱以軍等六名小說作家，等待「書寫的武裝游擊行動」——「字母會」總策畫楊凱麟提示下一個攻擊標的，再用小說迎擊。這場從2012年開始的游擊行動，目的是要處決過去書寫，讓台灣文學重返世界。
文學不曾停止發生。然而在這個時空下的台灣，是否還可能產生真正重要的「文學事件」？ 永康街鴉埠咖啡地下室，六名台灣一線小說作家——駱以軍、顏忠賢、胡淑雯、童偉格、黃崇凱、陳雪，正從兩個月一次，高密度的精神勞動中抬頭，等待「書寫的武裝游擊行動」——「字母會」總策畫、台北藝術大學哲學教授楊凱麟，給出下一個攻擊標的的提示。
這個時代能代表「我們」的創作 這場游擊行動從2012年開始進行。「在一個密閉空間裡，除了我們沒有其他聽眾。凱麟依舊寫好講稿才來，說話甚至會顫抖，那種緊張感……帶著一種對所從事的事物的敬重。」胡淑雯這樣回憶起字母會聚會時那種謹慎、神祕的氛圍。 字母會是楊凱麟從法國哲學詞彙（例如「未來」、「虛構」、「賭局」）出題，下給這群小說家的戰帖。他先用一千字闡釋詞彙的思想內涵，而小說家群則必須在楊凱麟準備的字母Ａ～Ｚ中，試圖用五千字的短篇小說回應、迎擊這些概念，最後由評論者潘怡帆針對每篇進行評論分析。 2013年6月起，他們開始在《短篇小說》雙月刊發表字母Ａ（avenir，法文的「未來」）。
六名作家，兩個月一次，二十六個字母，超過五年的連續書寫。今年九月起，《字母會》由衛城出版公司分四季出版，九月已出版了字母Ａ～Ｆ六冊。 「就像白先勇用小說《孽子》賦予台北一種被觀看的獨特方式，或者一九九○年代王家衛的香港、北野武的東京。」楊凱麟說：「那我們就要問，這個時代能代表﹃我們﹄的是什麼樣的創作？」 書寫或書寫者的命運，總是纏繞於自身的歷史侷限，以及國家、文化、歷史身分自我認同。只是在任何「集體認同單一化」的過程裡（無論被稱為七年級後所謂的「天然獨」，或急統思想的反撲），小說總是站在集體性的反面，甚至不是反面，而是幽靈一般，從任何可能的角度去纏繞、追問、抽打與瓦解這個問題。
〈完整內容請見新新聞159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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